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

2018年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回落。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发酵与演化,进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受着全球舆论的关注,但鲜有文献从细节角度看清中美实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虽然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暂缓征收关税,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战略耐力展开对美博弈,打造全球创新引擎,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最终成功实现国家的伟大崛起。     

百年变局中迷茫的拉美北大核心

2019年拉美15个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有的抗议导致总统辞职、政府垮台;有的抗议引发社会动荡、流血冲突;有的抗议招致全国"宵禁",政府被迫放弃主办重大国际会议。一时间,多国动荡并发,同频共振,乱象丛生,被国际媒体称作"拉美之乱"。"拉美之乱"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最近40年罕见,构成2019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它既是拉美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更反映了百年变局中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的迷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国家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私密还是透明：智慧社会的隐私困境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的人们处于"裸奔"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还有隐私吗?除了我们所担忧的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以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大企业与政府组织可以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个人隐私。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智慧社会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对隐私的认知,在智慧社会中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发生了迁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技术上防范和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建构来维护隐私。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习近平经济发展“四个更”重要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习近平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引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这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反馈

微信网友渡评论《把脉疫后中国经济走向》:疫后经济一方面面临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推进深层结构性改革的契机。政府要着眼长远,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方式,提供持久有效增长的动能。微信网友smile评论《战疫当前官僚主义“五怪”》:对疫情中暴露出问题的官员要及时处理。平时也要迅速发现、及时问责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任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者,从制度上杜绝官僚主义.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其历史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制约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历史性变化,宏观调控因而需以供给侧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是:立足需求侧的总量平衡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做法与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打通制度梗阻,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供准确制度激励,同时以完善和保护产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