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结构化理论中人的价值——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强调行动者的反思性存在以及人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地位。然而,在现代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并不总有利于个体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反思性的过度发展不但没有使人类得到自由和解放,反而将其带入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成为社会变迁的客体,自我认同倾向于一种"集体认同"。因此,在对行动者与结构化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上,结构化理论尚有一定局限性,需继续深入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复兴,直接向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发起了挑战,重点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确立了"网络分析范式"的霸主地位。但是,主流学者却只关注了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与主流学者不同的是,近年来在法国兴起的述行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者"的定义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二者被统一于"异质性的复杂网络"中。但是,非人类行动者没有能动性,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呢?"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转义者"身份来实现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人类行动者不停地把非人类行动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转换出来,而且当人类行动者转译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时,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就互相交织,构建起了一个动态的、演变的、不可分隔的行动者网络。因此,市场不是独立的人类一元行动者的结果,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所以,关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新新经济社会学"近年来在西方悄然兴起,未来可能成为掀起经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新一轮方法论热潮。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大学社会化办学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大学的变革一个重要方向是从行政化、市场化办学误区中转身,探索社会化办学,从封闭向开放、从机械向有机的转变是大学融入社会的重要路径,而对外部网络资源功能性的整合利用是转变成功的参考指标,通过对外部网络的科学构建,在与外部关系渠道资源交换的互惠式行动中,大学能获得资金、辅助性资源和社会声誉的三重支持,从而促进办学质量的提升。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研究——基于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个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分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节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可知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容纳不同利益主体，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民主化的方式，无疑会对解决中国当前各种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规约型动员——农民集体行动动员机制的一个解释框架

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即底层学派所形成的底层视角,精英动员的视角,草根动员的视角。提出结构规约型动员的概念,用以分析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是受以上研究视角启发的结果。与已有研究中的三种动员机制视角特别是草根动员机制视角有所不同的是,草根行动者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既要伪装成充当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又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两面性不仅仅是由草根行动者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同时还受发生农民集体行动的所在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制约,后者的作用在集体行动如何动员和如何持续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政策网络理论在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应用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旨在构建政府与社会良好互动的政策分析路径，无疑为政府治理开阔了视野，对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对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缓解政府与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政策网络理论的内涵阐述出发，分析了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评《国家间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复杂性"常常被认为是理解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诸如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有哪些、国际关系乃至国际社会是如何演变的等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因其复杂性而鲜有一致的回答。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设计解释模型、发展相关理论来简化这些复杂性,了解其特性,进而探究其影响,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简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动机直接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集体行动:从行动者归来到合作行动北大核心SSCI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复杂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手段,更需要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即合作治理行动去解决。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为行动者积极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激发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还赋予了行动者合作彼此所需的资源。因此,合作治理行动不仅顺应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行动者的成长态势,充分考量了大数据的内在特性,还能充分发挥社会行动者的特长,提升政府治理的弹性与活力。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社会为辅的社会行动者唯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充分利用大数据,才能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