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北京知产2019成绩单》专题报道之一:以绩说事:如何实现105%结收比?

近年来全社会关心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共识愈发强烈,当前中国商标、专利申请量均属于世界领先位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专属管辖全国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一审法院,同时管辖着北京市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侵权等纠纷案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统筹各类编制资源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是新时代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分析了编制分类的内容构成、不同类型编制的管理权限、编制总量控制的政策约束,进而对编制分类管理的效应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接着,追踪梳理当前地方统筹使用各类编制的最新探索和创新。在此基础上,从跨类别、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四个维度,提出编制统筹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

将犯罪客体与行为对象加以区分,犯罪客体不是具体的人或物,并不违反哲学原理。说马克思1842年的著名论断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根据,其证据尚不充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用它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难以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保护客体、犯罪客体与侵害客体各有其含义的规定性,使用时应注意场合。     

SARS危机是建设现代化政府的生动教材——SARS危机的反思

在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后,知识界目前结合SARS带来的影响,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政府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角色定位、职能功能、行政方式、法制理念都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引发了社会更大范围的思索。我过去十多年从事社会学、行政学教学科研工作,仅从这个角度结合党的十六大精神谈几点思考。     

代表联系选民“四宜”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沟通，以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各级人大代表通过定期走访、组织座谈等形式，有效地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收到了很好的实效。实践中，笔者体会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有“四宜”。     

“十一五”期间推进上海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上海“十一五”期间，要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行政执法类、社会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的关系，将一部分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转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为进一步推进上海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各国政府管理层次与幅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依照不同区域的具体行政环境，合理设置政府管理幅度与层次，对于建立和完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以世界各国行政组织结构设置的统计分析为参考，结合现实背景，讨论了我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国家纵向管理层次的设置问题，提出了对我国行政管理幅度与层次结构进行调整的设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