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演进与知识论的超越

知识论以自然科学、伦理、艺术、神话、宗教等知识为基础,研究知识的性质、界限、来源和效力等。科学技术作为知识论重要的知识源泉,它的发展历程对知识论的超越具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主客体的变革,不仅彰显知识边界和范围的不断扩展,而且彰显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禁锢中不断得到解放的历程。科学技术的特质与同时期知识论的性质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获得方法从科学技术领域向社会科学、社会领域不断拓展,成为知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科学技术证实的三个因素即基础的公理、联贯的理论和谐与外在基础,被知识论肢解为基础主义、联贯论和外在主义三种证实理论。科学技术功能的演进与知识论研究目标的演进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科学技术与知识论具有多元关联性、内在逻辑性、相对独立性、历时演进性与共时并存性、科学技术和知识论与其他知识具有融合性等特性。     

幽默

地球是圆的老师:"小李,说出三条理由来证实地球是圆的。"小李:"妈妈是这么说的,爸爸是这么说的,您也是这么说的!"你好毒妈妈边给女儿穿衣服,边哼着张学友的歌:"你好毒你好毒……"女儿听了说:"妈妈,我就独,我就独,不然怎会叫‘独生子女’?"     

在亮点与盲点之间——论“不证实自己有罪”的规范对比与冲突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首次引入的旨在抑制刑讯逼供、促进人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具有宣示性的正面进步意义。然而这一立法亮点降生在我国特定的司法体制体中,无论是法律语言的内涵还是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创制方面,与国际法、外国法视野中的"不自证其罪"尚存在诸多差异;同时,规范所凸显的价值与国内程序法、实体法、证据法形成的紧张关系,将不断拷问未来法律实施的效能。制度中的盲点只有借助于立法完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冲突解决机制的有效介入与解构,亮点才能闪烁出理性的光茫。     

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与修正

证实偏好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不可避免的一种认知现象,侦查认知亦不例外.证实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存在广泛不确定性的侦查认知成本和行为风险,但由它而生的侦查认知偏差及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描述了侦查行为选择中证实偏差的特性、样态,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这种偏差的价值指向——侦查效度及其损害机制,设计了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方法,提出了有效修正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提升侦查和刑事司法共同体运行效度的可选择路径.     

定量证实与定性证伪——关于我国犯罪学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为犯罪学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使用是实现犯罪学学科功能与价值的基本途径。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片面追求数据抽样方法以及多种方法混乱使用等问题。因此，推进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需要从科学的高度化解研究方法混乱的困惑。具体来说，应该立足犯罪学定量研究适合证实、定性研究适合证伪两个哲理维度，实现我国犯罪学研究方法使用的科学整合。     

刑事司法的20个逻辑信条

本文认为分析司法的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更能发现诉讼法学和证据学的学术争点,也更容易对司法规则做出理性解释。本文期望,偏于价值研究而忽略认知研究的学者理解,更有效推进先进司法理念的方式是兼顾认知上的基本理论。本文以＂信条＂形式提出观点,用意在于归纳常识性原则,同时也在于挑明争点,接受不同学术立场的检验。信条的表述方式、论证方式以及一些新概念,是作者个人信念的表达,不是轻率的猜想。希望读者的批评有助于信条的检验。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含义

我国2013年起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该规定的真正兑现,尚有待于对该规定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为此,有必要就这一规定的内涵和外延予以阐述和界定。     

“微”视角下的“大”能量——网络谣言微博传播特点及规律研究

微博在信息传递中的自媒体、草根化倾向明显,微博特有的信任人际群体传播且交互性强等特征,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和条件;微博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信息扩散导致谣言产生,谣言酿成公共危机事件,是网络谣言传播的基本过程;微博用户在网络谣言传播中起到了核心点、中介点和受众点等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含义解读

从法理来看,我国的规定突出的是强迫二字,与欧美国家的反对自我归罪原则不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核心内容是禁止侦查人员采用强迫手段获取言词证据,并不反对自我归罪,与如实回答义务并不矛盾。目前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着强迫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不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需要完善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     

关于无罪推定的文本表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表述是故意歪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之意图而形成的，草案明明限定了“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的目的，但是学术界却要强迫人们接受它为“法院统一定罪权”原则，从而把“人权”条款变成“公权”设置条款。这种法律现象可以从1789年以来无罪推定文本表述的变化规律（某种蜕变模式）得到解释。令人忧虑的是，纷纷推出的无罪推定文本建议又因为ICCPR中法文本与英俄西文本的冲突，而在“确定有罪”与“证实有罪”之间选择了较差的表述。为此，发现IC—CPR文本的冲突解决方法与借鉴俄罗斯国内法文本的先进经验，对于改善未来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立法表述都有积极的比较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