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虚构事实教义学研究

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方式。从语义上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欺诈行为的两个侧面,分别是指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的两种语义内涵。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存在本质不同,需要对两者作出合理区分,以准确界定虚构事实的指称范围。虚构事实包括虚构全部事实与虚构部分事实,对部分事实虚构的理性认识,可以达到对刑民关系准确认识之目的,也是合理辨析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重要标准。     

婚礼上来了个“赵公子”

热闹的婚礼上,来了一个“赵公子”,谁也不认识他,但他忙得满场飞。婚礼还没结束,“赵公子”却不见了,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大笔礼金!2018年年底以来,“赵公子”频频在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作案,专挑酒店婚礼下手,累计获取不义之财超两万元。2019年9月10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赵公子”郭鸿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责令退还非法所得22461元,并处罚金两万元。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江苏省司法厅 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做好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

今年4月24日刚刚出狱的王某某来到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街道矫正办,神情沮丧地向矫正办工作人员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他曾经因犯票据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出狱后发现原住房已拆除,无处居住,也不知道怎样找工作。因为他的犯罪导致离婚、儿子被判给了女方,老父亲因失去了唯一的孙子而对他十分痛恨,拒绝接纳他回家。现在他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了,说:“还不如再被关起来好”。     

中科创又一案犯被判刑

曾引起社会,特别是证券界广泛关注的中科创操纵股票证券交易价格案,如今又有了新进展。1968年12月出生在广东省,大专毕业,原深圳市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深圳市信资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水祥,明知朱焕良意图操纵0048股票价格,仍在朱焕良指使下采取多种方式融资,并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操纵0048股票价格。2003年7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一审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罚金12万元;分别没收和发还在案扣押的款物,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998年12月13日,吕新建(别名吕梁)与朱焕良(均另行处理)签订双方通过倒仓或其他方式转…     

单位贷款诈骗：新刑法的立法疏漏及完善

贷款许骗犯罪是目前发案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而单位贷款诈骗不仅在贷款诈骗中占相当比例,又具有犯罪数额大、造成实际损失大及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和贷款管理制度的特点,故为了遏制此类犯罪,必须高度重视惩治单位贷款诈骗犯罪。但由于立法的疏漏,司法实践中就单位贷款诈骗如何处理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改”出来的“大富翁”

○他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一次偶然的纠纷使他与隔墙邻居——人民医院结下“缘份”。“和气”的他先是取得医院的信任,之后,又扮演了一个“心理专家”角色,成了院领导的“红人”。○他的“生财之道”是涂改票据,短短一年多时间,医院就被他掏出一个60万元的“大洞”。这其中,有他自已的“聪明”,也有医院管理体制的弊病。○2003年6月,骗术被揭穿后,他以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有关人员对记者说,这起诈骗案典型、独特,在淇县历史上罕见。近日,检察机关将对此案提起公诉。     

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刑事侦查工作最基本的模式，但当前这两者发展不平衡，对推行“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强化“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具有必然性，必须加强和规范刑事情报信息工作；组建和壮大情报信息专业分析工作队伍，建立和完善有效线索工作机制和专案侦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