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第3号公告

《认证技术规范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12月27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告，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反垄断请求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以美国为视角

本文以美国为视角,对反垄断请求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概述了美国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讨论了《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美国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论及了《谢尔曼法》和AmericanSafety等案件,并对美国法院审理三菱汽车公司一案的判决予以重点研究,分析了该案判决对国际商事仲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经过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引起了美国右冀势力的激烈反对和攻击，有些国会议员甚至指责卡特总统的行动违背宪法、背叛盟友，影响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外交道义精神。这就使得1979年1月15日召开的第96届美国国会的头一天。显得特别热闹。参议院中，议员们一下子提出了6项议案，以后几天又提出了6项议案，目的都是要打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约束，确保美国与台湾所谓“外交”和军事关系的“连续性”。     

英国宗教改革与政治发展

英国近代的政治发展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亨利八世揭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之后,安立甘宗就成为促使英国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迅猛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英国宗教改革除了加强王权之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产还俗,它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继续稳健地向前推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繁荣,造就了英国近代史上辉煌的“黄金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来自民间清教徒的更为激进的改革呼声却日益高涨,这种呼声最终导致了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在经历了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之后,宗教的妥协也导致了政治的妥协,从而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克利夫兰总统号”与“回家”的科学家们

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这样一艘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梁思礼、侯祥麟等等,他们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中日互访与安倍悖论

如果安倍2007年能顺利度过内政改革和参议院选举的考验的话,对中日关系也许是不坏的选择。但如果安倍政权超越“短命”成为“长期政权”的话,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就会提速,这反过来又会刺激中日两国新一轮民族主义的对立。这是一个悖论。     

《反分裂国家法》通过 大陆台湾同胞深受鼓舞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体现了党和政府以最大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的一贯立场,体现了全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台湾同胞的关心和爱护。这部法律的通过让所有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深受鼓舞。我们坚决支持《反分裂国家法》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立场。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是包括两岸同胞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家园。维护家园的完整,既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也是共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岛内分裂势力少数人为了一己之私,…     

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

船舶优先权作为海商法中较具特色的制度,其受偿顺序的规定直接决定了何种海事请求能够得到优先受偿以及不同海事请求受偿位次的先后,对于保障特定海事债权人债权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船舶优先权的产生谈起,进而比较了关于船舶优先权的相关国际立法。在此基础上,引出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问题,并根据其逻辑含义,一一进行分析。最后,在比较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指出其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     

江平先生的法学教育之路

2001年底,中国政法大学特别授予江平先生终身教授荣誉,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本校、本学科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中国法学发展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比较法研究>主编米健教授托我代做一个关于江先生的短篇幅的人物评传.对此,我诚惶诚恐,江先生是何等博大,岂是我这等愚钝小辈所敢妄写的.但是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江先生是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法学家,是目前中国法学的精神脊梁.他的学术深邃、思想敏锐、活动频繁、情趣高雅,各方面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主要从他的较感人的一个方面--法学教育之路人手,做一点粗略的追踪.     

以国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思考

目前我国推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因县级财政负担沉重、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过少而面临窘境,深化现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笔者建议,应推行“以国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新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从而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来源,减弱经费的短缺程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