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监督

由于理论上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职能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建议通过完善立法、设立内部专门机构以及拓宽案源等措施从根本上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这一职能。     

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的数字化变革与风险控制

在数字时代,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发生变革,取证对象从点状的位置信息发展为聚合的敏感行踪轨迹数据,收集手段从行踪监控发展为任意性调取、查询行踪轨迹数据,分析方式从人工筛选发展为大数据分析。这引发了不当获取涉案人员个人敏感信息风险、收集使用行踪轨迹数据的安全风险、活动轨迹侦查权力扩张风险。鉴于此,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应当从个人信息导入、数据安全控制机制建构、任意型与强制型的二元法律属性划分及相应程序规范构建等方面加强风险控制。     

论单边跨境数据调取中的管辖权冲突

在数字时代,各国政府都有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需要,然而,绕过数据存储地国同意的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引发了数据调取国和数据存储地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分析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在国际法上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在立法管辖层面数据调取国是否对境外数据具有国际法上接受的真正联系,在执法管辖层面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行为是否归属于域外执法。国际礼让原则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单边途径对于解决单边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作用有限,构建跨境数据调取的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在外交场合中历来坚持尊重他国数据主权的基本立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在公约中构建协调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的多边规则。     

论法院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权限和方位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在证据制度方面转变职能.笔者认为,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法院做到三点一要明确自己调查取证的职权范围;二要把握好自己在质证活动中的地位;三要规范认证活动.     

浅谈取证的技巧

取证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两法”的颂布与实施，取证在侦查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证是否准确到位直接关系到是否成案与量刑轻重的问题。因此，讲究取证的方法和技巧，将对案件的侦破工作产生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中依职权取证之限定性思考

现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均以辩论主义为原则,即法院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而不依职权主动收集诉讼资料。司法的中立性要求裁判者对诉讼材料的提供应尽可能保持消极地位。过度依职权取证违背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但辩论主义也有其不足之处,辫论主义效果的发挥有赖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且对于不利于自身的资料不主动提供,法院便无法查清有关公共利益或程序性的事实,因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司法能力的需要,就应允许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的两种情形,但司法实践中对依职权取证的决定、调取及出示与说明程序均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则。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     

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的性质重释与程序完善

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作为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了复合属性,分别有任意性、强制性等属性,在某些情况下还呈现出了“超强制”的属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调取的概括性授权已不能满足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第三方协助者的特性。针对此,需要分两步走来对此类案件中的调取性质进行界定：一是对调取行为是否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进行判断,二是运用“同意+合理隐私期待”的标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放弃的程度进行考察。若综合认定具体调取行为具有强制性,不仅需要充分贯彻目的限制原则,还需要在平衡侦查协助义务与权利保护义务的基础上明确调取的适用条件与运行模式。除此,还应基于侦查协助义务的非绝对优先性构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的豁免机制。     

行政诉讼中依职权调取证据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该规定既没有调取证据的条件和范围,也没有调取证据的程序性规定,以致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审判人员代替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和举证的错误现象。本文结合最新规定,对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目的、条件、范围和程序提出如下一些浅见。     

调取证据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侦查取证措施吗?-调取证据措施正当性批判

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调取证据是一项独立的、具备干预性的强制处分措施。调取证据措施之所以具有上述性质，与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误读密切相关。这种误读违背体系解释，有违法明确性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应将现有的调取证据措施整合进扣押措施，使之成为提出命令式的扣押，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平衡查明事实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扣押措施的运用做出相应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