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型职务犯罪赃款去向的证明问题

从实体法而言,赃款去向不属于财产型职务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程序法而言,赃款去向不属于检察官举证启动诉讼的范围,至于赃款去向如果的确是用于公务,应属于辩方削弱指控的依据,应由辩方举证,当然控方最终具有反驳的责任。     

盗窃还是职务侵占

2006年6月18日晚6时许，犯罪嫌疑人赵某（在逃）邀约犯罪嫌疑人胡某、秦某（胡某、秦某与赵某为同公司的员工）以及程某、李某、吴某（均在逃），密谋盗窃所在公司的废锌板，后秦某为赵某等人提供废锌板存放的地点，再由赵某、程某等人趁无人之机，将堆放在废品仓库外的3．93吨废锌板搬到配电房藏匿，然后用租来的货车将其中的2．065吨废锌板（价值人民币29116．5元）偷运出厂，胡某则利用其作为保安，检查出厂车辆的机会在厂门处接应，将载有锌板的车放出厂外。由于胡某换班的原因，剩下的锌板放置在电房未能盗走。事后胡某分得赃款4000元，秦某分得赃款1800元。     

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五大改革观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等五方面达到社会共识的改革观。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就中国而言，改革应有助于十三亿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使十三亿人口得到全面发展，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归宿点。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件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 ,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论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小女子勾掉了“厅官”的“乌纱帽”

2001年12月24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受贿罪，判处新疆畜牧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廖邦清有期徒刑8年，并追缴其赃款119333元。人们扼腕叹息：一个正厅级的高官竟被区区十多万元绊倒，这究竟为了什么?     

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的现实制约因素与对策

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受到了国有企业属于国家的观念、劳动者讨价还价意愿和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制约。它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教育为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坚持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为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创造宽松的思想环境、深厚的主体基础、坚实的物质条件。并且 ,积极、稳妥地开展分享制的试点工作 ,为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分享制积累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中的利益分享机制之确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程度的加剧,商业开发中的利益分享机制亟待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的设置、知情同意原则的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平台的建立都和利益分享机制密切相关.实现利益分享的具体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合资开发、发源地投资、知识产权共享、金钱补偿等七种具体方式.     

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与企业业绩

企业所有权在物质资本出资者、经营者、生产者和债权人之间分享安排,可以调动各分享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业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所有权规定了其主体可以从企业的剩余中获取与其努力程度相适应的收益。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既安排剩余索取权,又安排归属性控制权;又可以是不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只安排剩余索取权,或只安排归属性控制权。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形式,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和激励时间,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同。     

为领导贪污提供帮助未获赃款能否构成贪污共犯

某市动迁安置办在办理该市某棚户区的动迁改造过程中．由安置办内设动迁科的科员工某负责对棚户区内动迁户的住房及棚厦面积、附属设施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核对，核对无误后给动迁户开具验收小票。该科科员张某负责给持验收小票的动迁户开具迁出证。动迁户凭迁出证和相关房、厦手续经主管动迁安置工作的动迁安置办副主任李某审核、并经动迁安置办主任确认后，即可领取各种补偿款项（李某、王某和张某均为国家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