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锐实力”陷阱下当代中国外交的路径选择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硬权力、软权力和某种程度上两者相结合的"巧实力"。权力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而"锐实力"更是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及权力转移的深刻担忧而创造出的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词语。西方国家试图延缓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语境陷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的"睿实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破除"锐实力"的负面影响,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一家两户”:城乡关系转型、双重理性与市民化的新策略——以广东省D市青年移民为例

当前,部分青年乡城移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选择“一家两户”的入户模式,即夫妻一方带着子女入户城镇,另一方户口保留在农村老家。本文基于D市的调查资料,对“一家两户”入户模式的形成机制、逻辑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社会福利、家庭生命历程中如子女入学和成长是部分家庭成员入户城市的诱因,而农村土地利益、职业周期风险、故土情感则使部分家庭成员保留农村户口,是宏观-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家两户”选择遵循着安全第一的社会理性和家庭利益优化的经济理性的双重逻辑。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转型,从城市中心主义转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开始拥有部分比较优势,移民的自主选择增多。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中心走向全面，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发，从“三者有机统一”走向“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民民主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来越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趋势。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在主体上体现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复合，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复合结构；在过程上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过程的复合，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必须注重运用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全面思维，正确处理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民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民民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     

现代法治视域下的德治意蕴

虽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但目前学界对这一原则仍有存疑,其中,对"德治"内涵的不同理解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之,梳理与条陈"德治"的词源本义,概述中国传统儒家"德治"的多重含义,阐述现代法治视域下"德治"特质,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