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是以犯罪主体和对象为标准建立的,存在较大的缺陷,为完善这一罪名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以犯罪客体作为划分标准,对相关规定进行重新整合,分别纳入公务贿赂罪、商业贿赂罪和行业贿赂罪中。     

试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和功能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通则》)依其设计具有六种功能。实证分析表明,《通则》作为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的功能和作为解释工具的功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通则》已经是现实中的实在法,是一种优良的法律资源。从《通则》的功能看其性质,可以将《通则》定性为特殊的合同法国际重述,即:《通则》是可以作为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的、部分内容可以视为国际商事惯例之成文编纂的、法典化的国际商事合同法重述。《通则》的出现使国际商法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我国法院、仲裁庭和企业可以考虑改变对通则的态度,从漠视转为积极运用。     

贿赂的范围——以“性贿赂”为视角

从理论上讲,贿赂的范围应采物质利益说。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性贿赂”不应列入贿赂的范围,加强刑事法律的上游立法才是遏制“性贿赂”的根本所在。然而,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规定地非常明确,贿赂只能是“财物”,无论如何扩大解释,也不能将其他物质利益包括其内。所以,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的贿赂是指行贿人自愿交付或被迫提供给受贿人的,从而换取受贿人以其职务行为为其谋取利益的财物。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直接关系到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并由此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仲裁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拟结合现行立法、判例以及国外立法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进行分析与探讨,并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提出立法上的建议。     

斡旋受贿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斡旋受贿的构成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其中,行为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理解为有职务上的影响关系符合立法精神。而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可以按受贿人、第三人是否违背职务上要求作判断标准。斡旋受贿的立法规定需要重新定位。     

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特征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并未得到切实有效地根治，作为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其他行业和领域，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其动态变化特征主要有：犯罪形式多样，犯罪手段隐蔽，侦查难度加大；行业特点明显，发案部门集中，窝案串案突出；案件数目上升，涉案金额加大，大要案比例高；职务犯罪突出，主体特征明显，顶风作案严重。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犯罪领域扩展，防控精度下降；作案手法翻新，查处难度加大；组织程度提高，期货特征明显；社会影响恶劣，危害程度加剧。各地应根据本地商贿犯罪现实情形与发展态势，建立健全惩防商贿犯罪的长效机制。     

商业贿赂的本质及其防范

商业贿赂是在商业活动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分离而逐步出现的负面产物。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大,其社会危害程度也同时加重,并逐渐从一种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演变成为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在于受贿者对其在商业活动中的义务的背离,同时也破坏了商业活动的公平竞争秩序,这是其与公务贿赂的关键区别。预防此类行为,不仅要明确对其的刑罚处罚,更要加强对行为者的监督。     

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

近年来,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数量增加,呈上升态势,及时破获此类案件是经侦部门的全新课题。本文分析了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表现,找出其特点,着重探讨了如何破获此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以求服务于侦查实践。     

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探讨——基于路桥的案例分析

台湾银行业十分关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大陆银行更好开展小微金融提供了借鉴。据此,本文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的合作模式及如何开展合作。首先,本文分析台湾银行业在大陆的投资布局,认为台湾银行投资大陆以开设分支机构为主。其次,本文从技术合作、业务合作和股权合作三个角度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并以路桥为例探索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如何开展合作。最后,本文提出推进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应采取的配套措施。     

“坐牢补偿费”的法律定性及司法规制

给予和收受"坐牢补偿费"是对法律秩序和司法制度的挑战和冲击。它削弱了刑罚威慑力和司法公信力;作为一种新的腐败动向,它降低贪官腐败成本,影响整个惩贪治腐进程;它助长了"行业潜规则"肆意横行,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混淆了正义标准。基于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坐牢补偿费"的期权腐败、继续犯罪、补偿赠与等法律定性问题,建立结构合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和事前反腐机制,加强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及惩治力度,完善行贿罪的立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