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劳动纠纷中竞业禁止协议准据法之研究——以微软与Google纠纷案为视角

竞业禁止协议的准据法确定问题,直接决定着涉外民商事关系主体应承担的具体权利、义务和责任,尤其是由于此类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雇员的择业自由,适用不当极有可能演变为雇主不正当竞争的工具,故此各国立法对其的有效性均采取审慎态度,并按照所奉行的公共政策对其进行法律调整。     

刑事拘传的立法完善

要规范执法,保障人权,应改变我国目前拘传规定得过于简略的现状,完善拘传立法。为此,需扩大拘传的对象范围,明确拘传的情形,延长拘传的时限,规定拘传的时间间隔,统一拘传的令状,充实拘传的程序,并将侦查中有关拘传的内容集中到强制措施中。     

商品房交付条件探究

从商品房交付条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符合法定交付条件的文件应是竣工验收备案证。而从法理上分析,商品房交付条件应是有产权证,同时交付标准具有不断提高的驱动力,提高交付条件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     

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的实践困局及破解

为解决纷繁复杂的执行问题,我国间接强制执行措施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发展趋势,但间接强制执行在实践中依然存在适用混乱以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程序中各项措施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执行保障措施与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三者的功能、定位进行比较分析,区分各项措施之间的适用条件,明确我国间...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卧底侦查特征性分析

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划分标准、卧底侦查遵循的比例原则及卧底侦查的立法与实践都显示出卧底侦查的强制性特点。而卧底侦查人员身份的隐秘与卧底侦查方式的非公开性决定了卧底侦查的隐秘性特征。从卧底侦查启动与犯罪的同步性上看，卧底侦查具有主动性特征。而卧底侦查过程中对其他侦查手段的综合性运用则彰显出卧底侦查手段的融合性特点。卧底侦查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与卧底警察在卧底过程中的被动性决定了卧底侦查行动终止的不可预期性，即终止具有随机性特点。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根治毒祸 重塑新人－对戒毒工作的探索

禁毒工作是一个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的工作 ,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们要“四禁并举、四管齐下 ,以“禁吸”为突破口” ,“禁吸”是“四禁”的关键所在 ,把“吸”禁止了 ,其他方面的问题就能扼制住 ,使“种毒”、“贩毒”无市场。从“吸”上抓起 ,可操作性强 ,从“吸”上下功夫、容易抓出成效 ,将有力推动禁吸戒毒工作的开展     

话语、体制与投入: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以LY县为例

处于乡村治理环境之中，义务教育的成长、变化必然受其规约、影响。通过话语、体制与投入三个维度审视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厘清了农村义务教育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发展历程，展现了LY县义务教育的具体情势。同时发现，乡村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微观体制及其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制约义务教育实现有效性、合理性及公平性的重要因素。透过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昭然若揭，而后者恰恰是农村义务教育模式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