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与中国立法的选择

由于选择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要解决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之间的架构和作为法典重要内容的程序性规定本身的架构这两大问题。对前者,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概念,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予以架构。对后者,应以确立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突显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为第一考虑要素,并根据立法惯例中“先一般、后特别”的规则,先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后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程序;关于内部行政程序,则置于法典中行政机关部分作出规定。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儿童对警察权威认知的研究

实验表明儿童对警察的权威身份具有很高的认知程度,警察的权威身份会对被询问儿童产生不利影响。询问中儿童法定代理人在场,法定代理人的衩威可以对警察的权威起到制约作用,从而提高询问结果的准确性。     

地方政权制度设计与地方自治

社会主义制度鼓励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 ,这本身包含着地方应当具有某种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 ,但我国的政权设计更多的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而且有悖于民主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 ,应当摒弃高度中央集权模式 ,着手建立地方自治的制度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时下,强调用法律手段惩治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行为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共识,各国和地区出于维护证券、期货市场正常秩序的需要,均十分注意通过刑事立法加强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惩治。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全一样,有关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刑事立法模式、内容、刑事责任、罪名等的规定也有很大的差异,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和完善。     

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 Building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authority-building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s (ITAs) engaged in statebuilding, and evaluates authority building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es of statebuilding operations. It argues that war-torn states rarely lack actors claiming authority, but that these claims are often competing and mutually exclusive, and frequently not widely recognized. Building authority, therefore, requires ITAs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recognizing the authority claims of some and withholding recognition from others, seeking ways to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to justify their authority claims vis-à-vi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hrough authority-building practices, external actors directly become part of the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dynamics of war-affected societies. The discussion of authority building by ITAs proceeds in three steps. The first section outlines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authority, in particular in the context of fragile states and of ITAs, and discusses relevant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second section then examines three distinct aspects of authority building by ITAs: claiming and justifying their own authority, recognizing and validating the authority claims of local acto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local actors to justify their authority claims. The final section concludes the paper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authority building.     

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系针对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做出的立法反应。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采取了＂分散型＂的立法模式,《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有组织犯罪法》、《通讯秘密及隐私保护》等法律对电话监听、函件扣押、卧底证人、污点证人等秘密侦查行为作了法律规制,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秘密侦查的于法无据问题。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立法带有明显的葡萄牙法制的痕迹,这表明澳门地区的法律本地化工作虽已启动经年,但要真正制定出符合澳门本土的法律制度,并逐渐摆脱葡萄牙的阴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相对于秘密侦查立法至今仍然一片空白的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澳门地区的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立法表达问题研究——以北京等八省、市地方政府规章为分析样本

在社会法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探求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之一的公租房制度在立法层面亦面临上位法不足等诸多现实尴尬。检视北京等八省、市公租房制度建构的立法文本，力求对公租房制度建构的法律文本进行得失评析，以期对完善公租房制度有所裨益，使之能够真正达至提高和改善民生的目标设定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