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心理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得益于许多学科或知识领域的推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首先与现代精神分析学及作为其重要知识来源之一的精神病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解之缘。精神分析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会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不同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后现代转向,也或早或晚地涉入到社会心理学有关领域的发展中。其中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既从心理学理论层面又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孕育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动因。     

三种服务型政府观比较

当下中国学界与政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服务型政府观,即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职能结构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它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兴起动因、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阐释与定位都不尽相同。就目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第一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目标相当宏大高远,但实践响应比较困难;第二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学界主流观点,但实践响应比较一般;第三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政界近期工作,且实践响应也较明显。梳理和比较这些不同的服务型政府观应当是推进和深化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     

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

传统合同需要当事人履行具体义务以促使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允许各方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加入新的合意或对原合同条款进行修改,产生纠纷后也可以依据法院的裁判机制使权利义务关系趋于平衡。但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智能合同能够自动履行当事人约定的各项内容,对纠纷的解决也可以按照合同订立时确定的救济方式自动进行,甚至无需法院的裁判支持。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最显著的变革在于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法院裁判机制作为权利保障后盾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智能合同的事前自动履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为商业世界的交易活动提供新的可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论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兼评汪全胜教授《立法后评估研究》

立法后评估是衡量或检验一部立法质量高低的基本制度.因立法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意义,其可操作性的理论设计较为详备,以及对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制度的容纳,使得该制度“看上去很美”.然而,可靠性与有效性是立法后评估走向“实际很有效”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尽管汪全胜教授等所著《立法后评估研究》对立法后评估的基础理论及如何操作进行系统论述,但没有从理论上有力解答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问题,尤其是如何保证评估信息的可靠与评估回应的有效.立法后评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表明我们对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此,可通过重构评估主体模式以及改进评估方法和技术等方式,来增进立法后评估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

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马两族执政党的不同地位、政府公共职位的族群分配比例以及选区划分的族群利益倾向,探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分层以及族群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华人明显处于政治弱势,在族群权益博弈中的地位由此大为削弱.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新浪潮及其消极影响

世界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它们有进步的与反动的之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部族民族主义等不同形态,特征各异,但就其作用而言以消极影响为主导.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具有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主义与宗教势力连体发展的趋势,造成的恶果日趋严重,并有持续发展之势,但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其发展力度有限.     

冷战后缅甸的对华政策

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缅甸采取党对党、政府对政府的双重政策。１９８８ 年缅甸发生政治动乱后,中国终止了对缅共的支持。１９８９ 年４ 月缅共因发生内讧而解体,年迈的领导人被遗弃,这一中缅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不复存在。鉴于共同的世界观,中缅双方高层人员往来频繁。双方高级将领也经常互访,以加强缅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人事关系     

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风险一收益均衡控制视角

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态势的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商业银行要主动研究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市场拓展问题，培育新兴信贷市场，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来应对信贷大投放后的信贷业务持续发展，并研究在经济周期下行压力下企业及其关联方风险承受能力的状况，提升信贷风险识别和风险计量水平，创新信贷定价模式，优化经济资本配置。     

Toxicological analysis after asphyxial suicide with helium and a plastic bag

A 23-year-old man was found on a raised hide in lying position, the head wrapped in a plastic bag connected with a helium gas cylinder by a polypropylene tube. The autopsy did not show any specific findings nor did the routine toxicological analysis reveal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ause of death (BAC 0.9 mg/g, diphenhydramine 0.81 μg/ml in heart serum). For the detection of helium in the lungs, gas samples from both lungs were collected by a method ensuring minimal dilution. Gas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GC–MS with a split–splitless injector and a headspace syringe. As carrier gas the commonly used helium was replaced by nitrogen. Helium was found in clearly elevated concentrations in gas samples from both lungs. Therefore, suffocation by breathing helium enriched, and thus oxygen deficient atmosphere, can strongly be assumed as the cause of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