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远东地区2001年工业运行浅析

工业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导经济部门。2001年远东工业仍未走出低谷,但有的工业部门生产已出现恢复性增长。按部门概述远东工业生产运行状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宗教民族主义与文化解殖——近代菲律宾反教会运动浅析

反教会运动是近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菲律宾宗教民族主义诉求的目标是推翻西班牙教会的专制统治,争取菲律宾民族的宗教自由与平等权力.菲律宾反教会运动不仅推翻了西班牙天主教会,而且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并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菲律宾独立教会,对推动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本土化、多元化以及文化解殖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自然资源的动因

当前,俄罗斯正处在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大力开发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对于其经济振兴和国家安全来说既是必由之路,又是明智之举。     

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

在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司法制度中,拥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是宪法法院.这一审查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有呼声无制度阶段,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二是宪法司法制度初步确立阶段,从苏联解体到1991年第一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生效;三是宪法司法制度的完善阶段,从第一部宪法法院法到1994年第二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的实践运行.这三个阶段在立法与实践两个层面反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和平发展的俄罗斯视角

当前,中俄两国关系存在新的情况,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作为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表示,中苏两国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温小平同志当年的讲话,正确认识和解决今天中俄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介绍分析中俄关系发展的现存问题,并对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公爵同志"米尔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缩影和象征。他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所谓"米尔斯基文学史"因其"折中主义"的文学史观、主客观统一的批评手法和极富个性的话语风格而独树一帜,被视为西方俄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长期被欧美高校斯拉夫系用作俄国文学史教材,其影响历久不衰。     

加强中俄科技合作 促进我国西部开发——推荐30项中俄产业科技合作项目

加强对俄高科技产业合作已成为发展对俄经贸的一项重要战略内容、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在中俄经贸关系中居先导地位。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开展中俄产业科技大合作．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经济及经贸关系的大发展。为此．本文介绍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俄罗斯的产业技术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提出了西部地区拟重点规划的３０项中俄产业科技合作项目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中俄产业科技合作方式。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Shading,lines, colors: mapping ethnographic taxonomies of European Russ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map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ic taxonomies in the mid-century Russian Empire. A close reading of two ethnographic maps of “European Russia” produced by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Petr Keppen (1851) and Aleksander Rittikh (1875), is used to shine a spotlight on the cartographical methods and techniques (lines, shading, color, hatching, legends, text, etc.) employed to depict, construct, and communicate these taxonomies.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draws our attention to how maps impacted visual and spatial thinking about the categorie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specific contexts and political purposes within the Empir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Keppen’s and Rittikh’s map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broader question of why cartography came to be regarded as such a powerful medium through which to communicate and consolidate particular visions of an ethnographic land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