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日韩公务员制度改革研究

作为地理上的邻国 ,日本和韩国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目前 ,政府的国际竞争力排名靠后的问题引起了两国政府的极大关注。为了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提高政府竞争力 ,两国试图对各自的公务员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本文在对日本和韩国公务员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两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加强公安"窗口"诚信服务建设的思考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自开展“窗口”诚信服务以来,群众满意率明显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窗口”诚信服务建设,有力地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整体建设,在进一步认清当前公安“窗口”诚信服务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的同时,应在强化理念、建立机制、探索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找准公安“窗口”诚信服务建设的基本途径。     

关于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指导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核心主题。实践证明,西方各国的改革成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内在原因。本文将分析西方各国成功的原因及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同时重点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现状和困境,以寻求解决的途径。     

山东服务业发展研究

我省服务业总体上规模偏小、结构层次较低、竞争能力不强,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政策环境等制约发展的问题还十分突出。目前,服务业将会出现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加大服务业投入,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走创新发展之路来促进山东服务业发展。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Innovation Agents in the Public Sector: Applying Champion and Promotor Theory to Explore Innovation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is critical to organisational success and is a process steered, and potentially thwarted, by individuals. Howeve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policy issues faced and the sector's specific contextual features, ou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processes in government requires expansion. This study, using in‐depth case analyses of thre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agencies,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component’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by drawing on both innovation champion and promotor theories to explore, through the lens of organisational power, how multiple human agents progress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s.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key, and often tandem, roles of individuals at multiple organisational levels who work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others to progress an innovation (champions) and those with specific power bases who help overcome organisational barriers to innovation (promo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