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明的协调性

“协调性”所蕴含的本质特征包括:匹配性、一致性、完整闭合性和动态性方面。协调作为高级表现形式的价值理由在于协调不存在对立价值。协调是平衡诸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其他价值正是通过相互协调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证据群作为证据通往事实的中间环节而存在,它构成相对于单个证据更高阶的证据层面,同时又低位于最终事实,用以解决证据组合问题的一种中介性工具。证据规则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规则与证明事实相协调与否;二是证据规则之间相协调与否。     

论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从诚实信用原则视角分析

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现代司法实践的发展使得司法规制成为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主要方式。对格式条款司法规制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判断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解释格式条款之疑义、认定格式条款之效力来进行。     

论法律文本及其公布

法律文本是通过文字表达立法者意图的产物,是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秩序的直接甚至惟一的依据。文本的基本要求是惟一性以及文字的清晰和严谨。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对于法律文本中的错误,可以根据立法过程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修订、解释和修改。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法律文本及其公布的规定比较简单,需要针对文本形成和公布的不同的阶段加以明确和完善。其内容包括:第一,在国家主席签署前,法律文本应当由立法机关自行撤回勘误处理或修改后按表决文本重新表决处理;第二,在国家主席签署以后,法律文本仅仅涉及一般性的文字的勘误由立法机关通过勘误程序进行修改,涉及对法条意思修改的则需要通过法律修改程序进行修改;第三,媒体公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第四,法律的标准文本公布后,还没有实施的,应当根据法律修改的程序进行。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解读与评析

本文就《人体损伤程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立法本意、“重伤一级”与残疾等级的对应关系、标准框架、标准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等内容，予以解读。本文作者认为，（1）《标准》满足了司法审判中对“严重残疾”予以医学界定的需求，其中的“重伤一级”即是对“严重残疾”的明确界定。（2）对比分析显示：“重伤一级”的24个条款中，有23个属“严重残疾”状态，其残疾等级分属“1-4级”。（3）《标准》延续了原重伤、轻伤标准的鉴定原则不变，并修订大量条款，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4）《标准》大量吸纳了国际上ICF、GEPI等残疾分类的新理念，更具有进步性。当然，研究显示，标准亦存在一些技术问题：（1）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技术标准的形式要件要求；（2）标准条款之间有不平衡、不严谨的现象；等等。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对《标准》条款的解读、争议、规制，将是中国法医临床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共同正犯与身份

身份是对犯罪的成立或刑罚的轻重产生影响的个人要素,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折中说的观点是可取的。对有身份者应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之效力是否及于无身份者,应当根据无身份者是否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进行判断。     

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英语写作中的中国式英语错误分析

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写作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措词、句式、篇章结构等方面严重影响英语写作的质量以及书面交际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错误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帮助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尽量避免中国式英语的出现,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的社会学习——以“馒头国标”为例

以"馒头国标"事件在我国引起的公众和媒体的热议为出发点,结合了政策学习和社会建构的理论,从政策学习的地方性即承认不同的行动者由于其不同的传统和利益对相同的政策学习范本有着不同的认知的角度,对我国传统食品行业通过标准化的形式进行食品安全规制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行动者对于标准的异质的地方性认知,导致了标准在形成之前、之中和之后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偏离也最终背离了实现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初衷,在标准的执行中也注定面临着一定的困难。结合行动者产生地方性认知的背景,认为,社会对于标准的片面认同来源于通过规制获得资源的计划经济的遗毒,以及"超一流企业做标准"口号下标准相关知识匮乏的延伸;结合案例进一步反思了对于政策学习的地方性的"忽略",以及对于标准的社会功能的"夸大"所可能造成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