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How Surrogate Impact Panels 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Mixed-Methods Study

ABSTRAC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continues to be an urgent social problem, despite decades of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efforts.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e.g., victim impact panels) may be a useful addition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intervention, but it is unclear how these panels operate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s. This naturalistic study of IPV surrogate impact panels used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of panels (n = 18), archival analysis of audience responses to the panel (N = 287), and focus groups and interviews (k = 4) with IPV survivors, an audience member, and 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viders to investigate these gaps. Findings suggest the panels manifest interactional processes consistent with restorative justice principles. Im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aims of research on these panels are discussed.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梳理了上海"大居"现有就业机会、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居民需求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大居"在社区商业设施配套、公共交通设施、文体娱乐活动、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存在供需失衡问题,尚不能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要通过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导入,扭转"大居"弱势群体集聚的薄弱态势,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资源的注入,培育"大居"社区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居"建成多阶层、多群体共荣共享的高品质社区。     

刑事被害人过错认定的若干实务问题

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广为适用,但由于我国刑法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和适用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加之理论研究很不够,导致审判实践中法官认识不一,适用相并,造成相当混乱。本文结合审判实践,阐析了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特征、类型及刑罚适用,并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这一酌定从轻情节法定化的立法建议。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与开放式信息服务初探

在信息社会传递的各类信息中,政务信息无疑是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信息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要以开放式信息服务为目标,在加快政府政务信息化管理方式改革的同时,努力实现政务信息共享渠道的畅通。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具体追偿制度缺位等诸多问题。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仅指向加害方追偿。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构具有立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具体应包括发现、追偿、处置、救济四种机制。为实现该制度的长效化,除追偿资金外,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以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     

优先：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理念重塑

以往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由于将＂国家权益＂或＂被告人权益＂等诸多权益凌驾于＂被害人权益＂之上产生的悖论在现实表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合理的重视。或者说,在诸多权益权衡之间,被害人权益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权益,然而只有被害人权益保护才是刑事法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正义。因此,在出现被害人权益与其他权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质优先性,实现最初的人本关怀。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