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控制成本论

犯罪控制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对这些要素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以实现最大效益是犯罪控制成本所要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 ,司法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不良是影响犯罪控制成本的主要因素。因此 ,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采取有效措施 ,降低犯罪控制的成本。     

浅谈铁路大型客站的立体防控

由于铁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特殊的地位,形成了我国“火车站多是该城市最繁华地段”这一特殊的格局,也形成了全国各地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治安较为复杂的治安局面。过去株洲站治安突出问题主要有:(一)劳务性扛包进出站;(二)抢夺、抢劫;(三)站台扒窃;(四)违法拉客、捡拾乞讨;(五)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对此,株洲站采取了查、堵、防、打、建等一系列立体防控措施,改变了辖区治安面貌。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论国有控股企业激励监控机制及其改进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于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包装式的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存在于公司治理结构间的根本问题。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并完善激励监控机制。由于公司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制约,造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公司治理中存在不少问题,要结合国有企业实际,完善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     

我国搜查制度之重构

搜查是发现证据、查获犯罪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同时又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诸多基本权利造成侵害,构建搜查制度应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多元价值目标,我国搜查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既不利于有效、及时地侦查犯罪,更不能较好地保障人权,应参照法治国家先进作法予以改革和完善.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依法行政理念的历史溯源与现实启示

依法行政理念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蕴涵着法治的价值诉求和主旨的转变,核心是实现由＂控制行政权＂到＂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依法行政理念的演变不是价值变迁,而是价值关注点和思维方法的转变。我国要实现依法行政就要处理好＂控权＂与＂行权＂或＂有限＂与＂有效＂相结合的问题。     

论人民警察的“亮剑”精神与“驭剑”能力——构建人民警察实战能力训练体系

能力建设是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人民警察的"驭剑"能力是其克敌制胜,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基本条件。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和越来越高的工作要求,"亮剑"精神是人民警察战胜敌人、保护人民的精神支柱,但如何培养与其相适应的"驭剑"能力,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全力解决的问题。     

塑造犯罪断念的综合途径

犯罪断念是抛却未成年阶段暂时性偏离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模式变化。成功塑造犯罪断念的首要根据是处于转型时期的越轨青少年的内部条件的变化,外部因素激励犯罪断念的渐次展开;规律的作息、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正常的就业能够减少与沾染不良习气同龄人的非正当接触;政策控制是塑成犯罪断念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素;聚焦于心理帮助、道德规范指引、技术培养、能力训练等项目的政策控制,更能引导青少年与反社会行为决裂。     

通过程序控制死刑

如何控制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控制死刑主要包括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两种路径。尽管通过宪法或者刑法可以对死刑控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通过实体控制死刑,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而实体控制又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应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