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论新形势下大学本科双学位教育的实施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需要更多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双学位教育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对新形势下实施双学位教育的意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就新形势下如何实施这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阐述,对进一步推动双学位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互相兼容,互相结合,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从我的"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就构成了两个"差序格局"。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人的特殊的一面,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一般相同的方面,"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并结合不同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不断对其丰富和发展.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深层次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破除城乡分离的体制障碍。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下)

三、<殷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熟练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王国维成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是1917年初先后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因其所运用的方法缜密精当,解决的问题重大,为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     

论当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变迁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推行的行政改革导致这些国家的宪法在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民主制度方面,代议民主制转变为代议制民主、行政民主、社会民主并存的多重民主制。在人权制度方面,人权的核心内容由生存权演变为发展权,人权的义务主体从国家扩展到自治的社团。在权力制衡制度方面,国家层面的权力制衡转变为国家层面的权力制衡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制衡相结合的双重权力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