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思考

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应尽的法定义务和职责,行政不公开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范畴。没有相应法律救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行政公开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本文从构建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理论依据分析入手,结合国外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一些粗浅看法。     

灾后重建中亟需加强法制宣传

法律是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条件,促进灾区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灾后重建中,加强法制宣传则显得尤其重要。     

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要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改革应当齐头并进。目前,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监督工作有很多困难,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还没有开展,文章分析了其中原因,以中外检察制度的本质区别为突破口,论证了加强民事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并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     

论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

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有其独立的属性和价值。目前的参与分配制度承载了破产制度应有的功能,应回归其本来的宗旨和目的。为克服平等主义和优先主义之固有缺陷,兼顾债权的平等性和个别执行程序的特点,我国参与分配制度应坚持折中原则。从参与分配制度的独立价值出发,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原则上应是已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不宜列为申请人。此外,对申请参与分配的期限应作合理规定,并建议增设分配方案异议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具体制度。     

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法通则》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一,于中断效力结束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就意味着对于经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因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后应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从而使《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失去了可能。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采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做法,取消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统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二是采取我国目前的做法,民法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阶段,当事人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同时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终结事由而不是中断事由。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应做出科学的选择。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

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EPDFIIE模型是分析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的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描述了公共行政执行的生态协同机制、政治—行政协同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协同机制、职能—结构协同机制、部际协同机制、府际协同机制和嵌入性协同机制的基本内容、理论视角和这些机制之间的有机联系。     

交通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其维护

交通警察作为公安机关的业务警种和国家执法机构,是离人民群众最近、最直接的执法群体,其执法活动应依法受到保护,执法行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交通警察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事件却屡屡发生,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交通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和公安机关的威信。各级公安机关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广大交通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     

网络侵权归责的现实制约及价值考量——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切入点

基于WEB2.0技术条件下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提示”规则和“明知”规则,在法律适用上遇到了强有力的现实制约.通过梳理国外网络侵权的发展轨迹和利益博弈,揭示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由严格日益走向宽松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公共影响进行系统考察,提炼出网络社会的公共属性和相对性的主体关系结构这两个显著特征,并以此作为网络侵权归贲设计上的价值考量因素.     

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

按照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但如果将这一模式直接引至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过程,则可能发现其中的非必然性.基于科学技术的公共性特质,法院更有可能倾向于在司法过程中促成专利交易,即专利侵权不停止.传统模式的突破,无论从理论解释还是专利实践上均能获致支持.以优化技术资源的市场配置为立场,可以获得“容忍限度论”及“责任规则说”的诠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专利侵权不停止业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司法裁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仰赖于专利权自身的横向权利结构和对技术目标的诠释.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