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在理性与利益的天平上——当代未成年人荣辱知行现状

对于青少年荣辱知行现状的调查,应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下设计问卷、解读数据。应调整青少年教育的思路,加强未成年人荣辱观教育,注重在大众化的层面上逐步提高其荣辱知行水平,使社会更加和谐。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认定——基于一个案例的分析

“明知”在现行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都有体现，对“明知”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能否成立特定犯罪。然而对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认识一直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笔者试从检察工作中实际处理的案件出发，探讨在检察实践过程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论青少年知法、守法和用法的辩证关系

青少年主体行为控制必须履行法治原则。青少年主体知法、守法和用法的辩证统一 ,能为其形成良好的行为控制创造积极的条件 ,并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八年来,全国法院依据该司法解释审结了大量的存单纠纷案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各地法院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存款的所有权归属、存单的法律特征、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公款私存问题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客观性的探索与主体性的确立——“日本的哲学”课题

真正的"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在一个背离"生命"的、抽象思辨的过程中被捏造出来的学问。倒不如说,它的本质就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的精炼化"。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具体事象的立场,以自身的存在经验所凝练出来的精神活动为核心,由此来展开自身的学术研究。"日本的哲学"这一研究本身应该说带有了双重内涵:第一,应该是一个学术探索,即如今要站在"哲学的"基础上来认真地、客观地重新探索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承;第二,应该说是一个哲学研究,即不局限于第一个立场,而是要在"现代"这一科学技术极度发达、文明冲突与异文化摩擦频繁发生、充满了冲突与争执的全球化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日本人面对世界必须形成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必须提出并树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性"的"人生观·世界观"。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对网络用户直接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进行了规范。但这两款内容过于原则,需要运用解释论的方法予以细化。第36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要在权利人、社会公众、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达到更为合理的平衡,有待将来的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故意犯罪认定标准研究——以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比较论证为视角

对于刑法第十四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在于故意犯罪中"认识"的内容。并在此论战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两大观点——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在我们现阶段法治还相当不健全的时代,应该以社会违法性认识为故意犯罪的主要判断标准,辅之以违法性认识。     

赃物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犯罪形式在不断翻新,理论与实务界对掩饰、隐瞒赃物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及"犯罪所得"的认定等均存在较多争议。笔者拟在实务视角下,对犯罪者"明知"、犯罪对象中"犯罪所得"、犯罪客观行为以及赃物罪定罪标准等进行分析研究。     

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一个权利的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种类之一。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获取线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供述之于刑事诉讼程序和侦查实践的重要性,导致了侦查机关为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而对其进行强制讯问的危险。基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侦查讯问权的存在有其目的正当性,基于程序的正义要求,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当符合法治的精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应当享有沉默权、知情权、律师帮助权。侦查讯问应当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一种理智、理性、自觉、自由的状态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