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碰撞法新形态

船舶碰撞法新形态的生成背景是国际上一系列关于油污损害赔偿立法,并且形成了海上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船舶碰撞法新形态,标志着传统船舶碰撞法律体系和海上油污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的分离。船舶碰撞法新形态的生成具有应然性,同时也昭示了里斯本规则在船舶碰撞法新形态下的普遍适用性。在此背景下,创设“海事侵权”概念成为构建船舶碰撞法新形态的基本要素。     

一起特殊的确权诉讼案

基金实际设立并不是启动确权诉讼的先决条件,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即使基金尚未设立,债权登记和确权诉讼也必须进行。那么基金最终并未审理,已进入审理程序的确权诉讼该如何处理呢?法律对此并未作具体规定。通过对这起特殊确权诉讼案件的分析,详尽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并对如何完善立法提出了见解。     

法国法中海底文化财产的法律地位

法国传统法律制度对海底文物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随着非法采掘海底文物的活动日益猖獗,法国于1989年出台了《关于海底文化财产的法律》。该法确立了“海底文化财产”这一新的法律概念,突出了对海底文化财产的保护。此外,该法还对文化财产发现者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修改,并将文物的所有权归于国家,从而突出了海洋文化财产的国家财产特征。     

海上走私犯罪侦查方法

海上走私属于特定区域、特定对象的走私行为,走私运输工具先进,对抗性强,海上走私组织严密,呈现团伙化、集团化、国际化趋势,单线联系,走私路线复杂多变。缉私部门应注重情报经营,对查获走私船舶及时进行现场勘查及搜查取证,查明走私链条。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必要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章仅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程序做出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问题 ,基于此 ,本文通过比较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异同 ,初步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立法建议。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其涉及范围逐步向非洲大陆扩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终确定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借助"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非洲的机遇,在现有中非经贸、政治及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把中非关系扩展到海洋领域。鉴于非洲多国政局并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其中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等局面,在依托"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中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非洲相关国家加强各领域特别是海上的安全合作,并争取其他域外大国的良性参与,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创建一个"中非海上安全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其他域外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非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及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既能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合作关系,推动其发展到新的层次,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也能避免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走向"零和博弈"。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几个层面

传统的诉权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已日渐显露出缺陷与不足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海洋污染已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害 ,却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诉权理论与诉讼实践上的链接缺失 ,使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救济。对该类纠纷 ,应对“利害关系”作扩大化解释和对起诉资格进行放宽。作为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主体 ,本文认为应分三个层面 ,一是与污染损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是具有海洋管理权能的行政部门 ;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侵权公益公诉。这三个层面共同担当起缺失的守护神——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中菲律宾诉求评析

关于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一案,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的诉求可合并为针对中国南海传统断续线的诉求、针对南海中中国部分岛礁的诉求和针对中国南海行使管辖权的诉求.对此,中国在应对上可选择向仲裁法庭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或其他合法方式发表其没有管辖权的理由,并通过反对申请书的可接受性力争结束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