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

从编发短信"诽谤"县领导被判有罪,发展到报道诽谤案的记者也被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不仅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程序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将涉嫌诽谤的自诉案件转换为公诉程序启动。对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以诽谤罪立案值得高度警惕。开这样的先例,已经危害到正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国民普遍的民主权利。避免权力造罪必须重新反思官员的"官"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员的公仆观,尤其是对滥用公权力者,如果尚未构成犯罪,也应令其承担相应的其他不利后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浅析先秦儒家“信”的思想

儒家思想将仁、义、礼、智、信视为人的天性,孔子、孟子、荀子等都重视对“信”的思想的阐释。概括言之,信就是保证自己承诺的真实性,具体有守信之信、等级之信、人伦之信、宽仁政之信、交易之信等。就本质上讲,儒家思想的“信”是为仁义服务的,依附于伦理思想,是历史经验与现实社会相融合的结晶,反映在法律上就是不嗜杀人、同罪异罚非刑也、宽猛相济、无诉思想、反对不教而诛和父子相隐、君臣相隐等。但是,儒学者在阐释“信”的思想时突出了精神信念对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唯心的成分。     

少年司法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用——赵某、钱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的评析

青少年犯罪现象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犯罪的青少年，怎样感化、引导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是司法工作人员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刑事审判中，要以法官为主导，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个案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使“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拾遗

刑事政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宽与严是我国古代的刑事政策考虑的两极,时下我国的刑事政策渐趋宽缓,通过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源流,在甄鉴刑法各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为从宽与从严的基准应是根据具体情势,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达到良好平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假释制度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然而，由于我国在假释制度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完善、运行机制不畅通、释后监管不到位以及对于假释制度的误解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率极低，假释制度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这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应在对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现状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