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家庭决策、孝道与农民工家庭养老--基于夫妻视角的分析

利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夫妻视角对现代家庭决策与传统孝道观念行为对农民工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夫妻在父母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情感支持方面差异显著。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对丈夫而言，平等的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是重要因素；对妻子而言，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孝道行为。在日常照料方面，影响因素仅仅体现在家庭决策方面，丈夫表现在现金支配决策方面，妻子表现在子女教育和自己外出打工决策方面。     

关于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围绕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工作状况、权利保障情况、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和家庭生活状况设计了相关问题,期望获得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     

浅析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针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管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务工人员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方式,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出现多年了。流动人口自发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是自身满足社交需求的重要方式。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对于公安机关的治安维持和人口管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应该重视对流动人口非正式组织的监控和管理。     

青年流动人口教育健康效应及群体差异研究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如何更充分地发挥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人力资本效用,值得关注。本研究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方法,就受教育程度对青年流动人口不同健康指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青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由初中向高中提升能够促进正向健康自评,但高等教育加剧了健康随时间推移而变差的感知;女性、农业户籍、80后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更明显地受到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建议：通过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加强多元化心理健康支持、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等举措,提升青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促进青年流动人口全面发展。     

工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全国工会学研究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需要基层工会的配合与支持。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同样也需要基层工会的大力支持。工会工作者要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情况的调查报告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案件呈现出八个特点:发案件数与犯罪人数呈逐年递增态势、侵财型犯罪比例居高不下、作案手段暴力化倾向严重、以老乡为纽带的犯罪团伙纠集化趋势明显等等.诱因源于劳资矛盾、盲目攀比、心理歧视感、过客心态等等.应当通过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改善民工生存状态等一系列措施,来减少和遏制该类犯罪.     

进城农民工基本话语权的获得

要解决农民工社会参与的话语权问题,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其一,加速提高进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问题;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合理程序与渠道问题;舆论应该为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创造良好氛围问题.这是农民工获得基本话语权的基础工程.     

城市农民工阶层化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农民工内部已经发生了阶层分化,从上到下依次划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这五个阶层。经济收入的差异是导致城市农民工内部发生分化的最直接、最本质的原因。农民工阶层化未来发展将呈现出城市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农民工阶层在经济层面进一步分化,农民工阶层由基础的经济层面的分化进一步转向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分化,城市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从自发转为自为等趋势。     

White innocence in the Black Mediterranean: hospitality and the erasure of history

Themes of loss, grief, and vulnerability have come to occupy an increasingly central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poststructuralist and feminist theory. Thinkers such as Judith Butler and Stephen White have argued that grief has the capacity to access or stage a commonality that eludes politics and on which a new cosmopolitan ethics can be built.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grief in recent pro-refugee activism in Europ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ethical perspectives contribute to an ideological formation that disconnects connected histories and that turns questions of responsibility, guilt, restitution, repentance, and structural reform into matters of empathy, generosity, and hospitality. The result is a veil of ignorance which, while not precisely Rawlsian, allows the European subject to re-constitute itself as ‘ethical’ and ‘good’, innocent of its imperialist histories and present compli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