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目前亟需完善的宪法程序为 :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程序 ;修改宪法程序 ;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政立法程序 ;执政党执政程序 ;违宪审查程序 ;其他国家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程序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本级其他国家机关的程序。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     

论行政行为实现力

传统行政行为效力学说中的“执行力”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它并不能涵盖所有行政行为,同时由其包含自行履行效力难免造成语义逻辑上的混乱;而“实现力”概念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力的概念可界定为行政行为自身所具有的,实现自我所体现的行政目标与内容的法律效果。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修改

近几年,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煤矿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生产经营的安全,惩治那些不重视对安全生产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投入、建设、管理和维护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进行了修改,但是修改后的条文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表述上不明确,在司法上不能得到准确适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罪构成要件中的危害行为、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进行讨论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