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构想

完善行政听政程序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听政的基本原则、听政的适用范围、听政的参加人、听政的程序、听政的法律责任。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     

论遗嘱受益回避简

遗嘱受益回避，即因特定角色之承担从而能对他人遗嘱的成立或生效产生重要影响的入，不得从该他人遗嘱中受益。遗嘱受益回避的适用对象，包括遗嘱订立时遗嘱人的监护人、医疗人员和参与遗嘱订立的见证人、公证人及起草人，以及前列人员的配偶、直系血亲和兄弟姐妹。遗嘱受益回避的除外情形为：前述人员与遗嘱人之间有配偶、直系血亲或兄弟姐妹关系；即使某见证人或公证人没有参与，遗嘱也能有效成立；遗嘱起草人被列为受益人时，遗嘱人已征询无利害关系律师的独立意见。     

对“治安承包“的思考

"治安承包"作为一种"本土化"的预防犯罪模式,其产生是世界警务形势与我国社会治安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它其实属于社区警务改革的诸多法门之一。建立在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治安承包"是有相应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但也有令人思考的余地。     

建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参与模式

创设刑事简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设计的简易程序没有保障被告人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不高,也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不相符。建立被告人程序参与模式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都应以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为基础来分析和解决。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

现代国家的行政以实现人民福祉或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行政介入的过程必须体现为对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福祉的追求,体现为对市民、市场的补充性,体现为对诸多主体、诸多价值和诸多利益的均衡性。对于新世纪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架构科学的行政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既是迫切的任务,又是远大的课题。如何克服政府介入的消极作用,确保行政进行自我拘束,防止其从宪法所确立的责任体系中分离出去,是各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依法律行政”本身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以框架和秩序,设定其权限范围,赋予其相应的裁量余地。行政法学不仅要分析行政国家的现状,而且还必须开拓对行政权力规范和制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形成能够作为政府权力运作行动指南的法哲学和法治观念。科学的行政法学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抑制行政国家的消极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行政国家中行政权的积极能动作用,建立健全民主主义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并保护和发展个体利益。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论法治政府建设公众认同视野下公众参加人的代表性——以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意义下的公众认同就是指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和自身利益、需求的一致性作出肯定性评价。而公众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是形成公众认同的重要路径。在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中,由于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众认同。因此,应当明确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判断标准不仅有职业、社会角色等形式标准,更应当有诉求利益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价值标准、本质标准。并应当建立严格的程序,公开公众参加人的信息及陈述的观点,以利于社会监督,从而体现其代表性,确保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众认同。     

The benefits of being defended: Perceived bystander participant roles and victims’ emotional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Despite a wealth of knowledge for factors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fending behaviors, it remains unknown about victims’ adjustment resulting from experiencing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bystander roles in a victimization episode. This study analyzed 209 Taiwanese adolescents’ reports of school-based peer victimization, perceived bystander actions in the event, and the victims’ emotional responses (e.g., happy, sad), emotional status following the episode (e.g., feeling better, worse),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i.e.,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xiet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bystander participant roles varied by victimization types and that defended victims adjusted better than nondefended victims both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Moreover, adolescent victims who reported the presence of an outsider during the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d more complex and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than victims who reported the presence reinforcer or assistant of the bully.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prevention are discussed.     

行政协力范畴探略——行政协力的概念与若干相关问题

行政协力是符合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选择,已成为当今行政实践重要的行政手段和行为形式。准确界定行政协力概念是行政协力制度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行政协力的内涵、特征、分类也是讨论行政协力概念不可缺少的要素,而行政协力与行政协助、行政参与人协助(力)义务、社会协助、行政委托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有必要在辨析中明确行政协力的内涵和外延。正确解读行政协力的法律性质问题,对于把握行政协力的本质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