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系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官的应然作用对侦查程序的正当化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应然角色作用缺失,形成种种弊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待予以重新塑造,以充分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进程。     

论信用证的严格相符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L/C)是现在商业发展需要而非法律制度的产物,信用证平衡了买卖双方的风险负担而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支付方式,在国际支付中起到了不能取代的作用.严格相符(strict compliance)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一项独特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和商业实践中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本文将结合案例从实质相符和程序相符两个方面讨论严格相符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制度——治安案件办案程序研究之一

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是由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步骤、方式、时限及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应当遵循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公开制度、公证制度、合理制度、效益制度等.     

论宏观犯罪模型的构建

犯罪学发展至今,仍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为辅,主要原因是缺少分析犯罪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无法建立犯罪模型。文章首先在M arkov骨架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K-G过程的基本概念并给出相应定理,然后从社会犯罪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建立犯罪控制系统为目的,建立了宏观犯罪模型———社会治安稳定性模型,并用K-G过程研究了此模型,给出概率分布。     

党风问题的哲学探源--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辩证分析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

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理解党风问题,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以及由主观主义引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辩证分析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则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失缺“共性”意义上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媒介体所致。因此,对党员干部实践活动的过程研究,有助于根除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党风存在的问题。     

反思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

美国学者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对我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帕卡的学说还是有不足之处 :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 ,也没有意识到对犯罪除了运用国家的刑罚权外 ,还有大量的私力救济以及官方的非正式惩罚与预防行为 ;在诉讼模式与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学说过于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对抗 ,而没有注意其相互统一和兼容之处。帕卡学说对我国的启示体现在 :学界过于强调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异 ,对它们在侦查制度上共同之处的研究失之准确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以职权主义模式为主 ,适当借鉴英美当事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该同等尊重 ,保障被害人参与诉讼过程并影响判决结果的权利     

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城市带动的城市化、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和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韩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使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了74.4%。研究韩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动力机制,有助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道路的选择。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