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cheers for liberal modesty

ABSTRACT

Many liberals have been immodest in postulating that their own progressive, secular liberalism is the only one that can be justified in public reason. In Liberalism’s Religion, I articulate a more modest theory of liberalism and religion. While I personally endorse progressive secular liberalism, I argue that it is only one of the reasonable conceptions of liberal justice. This liberal modesty has profound, hitherto unnoticed implications for (i) the role of religious arguments in the public sphere, (ii) the legitimacy of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and (iii) the justifiability of religious exemptions. In this article, I defend these three claims by providing replies to my critics.     

“（在／当）＋P＋时／时候，Q”句式分析

“(在/当) P 时/时候,Q”句式是用已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来标示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全句表述出发点不同,表述核心自然也有差别。“时候句”由于参照时段与参照时点的不同,句式获得了不同的语句功能,表达出不同的语义。不同表述功能下的句式在语法上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五大误区及校正

通过比较研究与理论剖析,关于我国的侦、控、审关系,我们发现存在着五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侦查为中心,应该是共时性的诉讼结构而非历时性的工序结构。     

搜查的限制与救济

搜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它直接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以搜查必须受到限制。搜查因搜查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搜查程序启动前的限制是通过配置搜查权、明确搜查权的主体来实现的,而搜查程序的限制是根据搜查强制的程度不同,通过设定不同的的法定条件来实现。非法搜查救济包括积极性救济和消极性救济。积极性救济指的是在非法搜查过程中被搜查人员用来对抗非法搜查的权利;消极性救济是指非法搜查程序结束以后产生的结果处理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搜查的责任。     

合作作品含义探析

我国著作权立法对合作作品的定义没有做出正面、明确的规定,导致学说和实践对合作作品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分歧。应该坚持制度创新,将合作作品认定为“由数位作者付出独创性劳动、并且各自的创作意图和合理期望均指向该部以最终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部完整的共同作品。”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

本文讨论了"人权入宪"的含义及其对行政补偿法制发展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护路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发展路向等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和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构想,旨在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提供参考.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效力之追问

保底条款是委托理财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它不仅决定了这种投资方式的存在与否,同时亦是委托理财失败诉争时当事双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对于该条款的效力认定,目前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并没有提供能真正能起到指导与评价作用的答案。因此,从合同的私法性、社会法性及保底条款与其它条款的勾连角度来追问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是合理与适法判决的关键所在。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