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至上与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决议》提炼和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它既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中接续奋斗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南。     

扎扎实实抓好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在两个百年交汇节点,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面向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体现了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维、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现实指导力。     

适用调解化解劳动争议的三种方法

处理好劳动争议纠纷,不仅是平衡与协调劳动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如何有效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三点。     

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生动实践在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条道路的解析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从探索的进程看,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容量扩充看,呈现了从局部到全域;从区域发展和总体布局看,彰显了发展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展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方案和新实践,凸显了与西方不同的指导思想、价值立场和路径方法。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