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律与罗马法的比较看唐代奴婢的身份

在中国中古时期良贱身份制的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其<中国身份法>的<部曲奴婢法>一章,曾将唐律中的奴婢与罗马法中的奴隶作过简要的比较.[1]虽然仁井田陞氏的比较是粗线条的,总共只有二百多字,难以全面了解唐代奴婢与罗马奴隶在法律规定上的异同,但这种方法却给了我们良好的启示.近年来,随着罗马法原文被大量的译为汉文,进一步将唐律与罗马法中关于奴婢、奴隶的律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中古奴婢的身份、地位,认识中国中古时期良贱制度的特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     

论中古时期入华粟特移民的石质葬具类型

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包括石棺床、围屏石榻和石堂等。石棺床分为砖砌和条石拼合两型;围屏石榻按照形制不同分为带阙和不带阙两型;石堂有纯石堂和内部置石榻的石堂两型。围屏石榻和石堂普遍采用浮雕、阴线刻、彩绘贴金等技法刻绘狩猎、出行、宴饮、会客、祆教活动等内容。定居中土的粟特移民采用石质葬具,表明其与中亚粟特本土时期的天葬、火葬和瓮棺纳骨葬等葬俗渐行渐远。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文学观念的众声喧哗——晚清民国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现象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化激荡交融，学者们对中古文学进行了各自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承继华夏文化传统的学术阐释和更化西方近世文学艺术观念的理论阐释以及融通二者之学三大类型。正是这不定于一的三大类型的众声喧哗，推动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理论的进步。     

习近平拉美之行开创中拉合作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上任一年多时间出访拉美7国、几乎与中国所有的拉美建交国元首实现会晤,这种频率和效率在中拉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在此次中拉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将中拉关系推至历史新高点。     

南北朝时期被动句的南北异同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言的差异问题一直是汉语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但讨论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上,语法则几乎尚未触及。在此以北魏被动句为基点,对南北朝时期一些经典文献进行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我们发现,北魏时期被动句形式繁复,既对上古汉语被动句式有所继承,又带有南北朝时期的鲜明特色,这对于系统研究汉语被动句式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被动式各种类型进行考察发现,南方口语化进程要比北方稍快,更容易接受新形式,正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六朝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古两国领导人互访回眸

<正>1960年9月28日,新中国与取得革命胜利不久的古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巴成为我国与美洲地区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今年是中古建交50周年。     

也曾以梦为马

＂江南＂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是文化上的概念。4年来,匆匆走过三省九地,不敢讲汲取了多少江南灵气,但它确实以它的风土、人情、历史默默改变着我的性格,温润着我的精神。此际回头看,最令人难忘的,仍是那些以梦为马的日子里所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印。 宁波：记者梦2013年10月,台风＂菲特＂登陆宁波,导致多处内涝,学校随即派出处突队员前往各地救灾。队里开会,告诉我们最前方的消息,大家慷慨激昂：＂为什么不让女生去呢？我们也可以!＂     

中古建交始末——首任驻古巴大使曾涛夫人的讲述

1960年3月中旬,曾涛、我、俞成仁、谭岱生一行四人从北京动身去古邑。那时没有大飞机,航线又少。我们不断地转机场,等航班花了近20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