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办公地首钢园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将正式开幕。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的首钢园将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下面,随着本刊编辑的足迹一睹这座由百年钢厂改建的现代化园区之貌。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一首钢园在北京市长安街西延线,通往首钢园北区人口之处,便可看到一座力与美结合的钢铁艺术品--新首钢大桥。     

为冬奥会保驾护航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筹办工作涉及诸多领域的权益主体,厘清他们的关系、保障好各方利益至关重要。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成立4年多以来,正致力于用最专业的力量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从筹办备赛,宣传推广到商务谈判,再到创意成果保护……冬奥会的每个环节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优秀学生党员胜任力模型:建构、调试与应用

一流大学的建立需要以一流人才的培养为基础,而提高优秀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作为在高校党建中的新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调查问卷的收集与数据的分析,选取7个胜任力因子作为建构优秀学生党员胜任力模型的基础,按照核心、中间、外围三个层次的考量,个人特质、学习与发展、自我实现为模型的核心层;人际关系、自我定位为中间层;沟通运作与专业技能为外围层。在模型建构完成后,可将其运用至优秀学生党员的选拔、绩效评价、培训与发展三个学生党员培育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健康促进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人民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广泛动员和协调各种力量协同参与到卫生健康事业建设中,很快扭转了"疾病丛生、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极度低下、保障制度缺失"的严峻局面,中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顾与研究这段时间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