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法律得到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成员的普遍尊重和遵守，其主要原因是公道、诚实信用、社会成员的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这些法律的价值已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社会的多数成员的基本信仰和内在精神，这些基本信仰的树立和内在精神的形成只有通过法治文化建设才能实现，而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因此各国家机关、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建立法治讲座制度，定期对其成员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训，对于树立全社会的法律信仰和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修改

近几年,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煤矿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生产经营的安全,惩治那些不重视对安全生产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投入、建设、管理和维护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进行了修改,但是修改后的条文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表述上不明确,在司法上不能得到准确适用。因此,有必要对本罪构成要件中的危害行为、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进行讨论和分析。     

探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具有独立意志和地位，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除了具有董事身份以外，与公司及公司的股东、管理层和其他关联人没有任何重大利益关系的董事会成员。     

契约的正义——读《法律、立法与自由》札记

通过对哈耶克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解读,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解契约正义的思想理路。即在自由主义的视域中,自由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正义实为对人的意志本身的评价,而不能从行为结果衡量,因此,不管缔约人追求的具体目的如何,我们应以缔约人意志的自由状态作为评价契约是否符合正义的基本标准;普遍的契约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的保障,缔约意志实为其内在动机与外在法律互动的结果,唯有以契约法为核心的私法具有保障契约自由普遍实现的功能品性,因此,所谓契约正义实为缔约人依私法自由缔约的契约本身。     

民主应低调开始——张灏访谈

在中国的环境里,要保住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念,应该是从低调开始,要不然很难保住民主的信念。     

知足未必常乐

只知掩饰自身才能的局限．仍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必须善于掩饰你情绪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