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略论

海派作家大多能接受、认同都市,关心、介入都市,进而认识、批评都市。依赖新锐的商品经济的背景,以文学的方式表示对城市的认同,海派文学的这一特征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现代性趋向。京派作家也有"海派"的纪录,中国新文学史上京海两派,其实同源而异流。     

论京派乡土的诗性建构——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废名和沈从文系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人的乡土小说在构建方式上都带有诗性的特质。废名长于诗性智慧的锻造,沈从文则长于诗性生命的礼赞。对两人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的研究,既有助于加深对京派作家群体性艺术追求的理解,也可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废名和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个性的研究。     

论京派小说对荆楚文化传统的承继与蕃衍

京派作家的小说创作在主题思想以及美学追求上同荆楚文化有着流与源的隐性关系。它的崇尚自然、沉醉田园、返朴归真、性灵自由、耽于幻想、浪漫奇诡、精致和谐、冲淡悠远等等情感旨趣及艺术品性与荆楚文化的“道法自然”、“物我合一”、“逍遥”、“心游”、想象宏富、神奇诡谲、自性成佛、宁静淡远、虚静和谐形成了一种审美追求上的趋同。从文化本源上,京派小说良好地承继与蕃衍了荆楚文化传统。     

汪曾祺“蹭酒”

<正>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嗜酒,一日无酒,便觉无味。在与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朱德熙先生的交往中,他留下了不少"蹭酒"趣事。汪曾祺第一次恋爱,时间不长女方便提出分手。失恋的汪曾祺非常痛苦,两天两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房东王老头以为这位年轻人想不开,怕出什么事,心里很焦急。这时,恰逢朱德熙来访,王老头便如实告知了汪曾祺的情况。朱德熙淡淡地说道:"没事,我知道怎么应付。"朱德熙知道汪曾祺爱酒,就在聊天中有意无意地说到喝酒。汪曾祺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急问:"你请我喝酒?"朱德熙笑说:"只要你肯离开这张床,     

刹那青春,闪过江湖

没有哪一种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不论饱满还是空虚,不论伤痛还是喜悦,也不论罪孽或者荣耀。     

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则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沧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骄傲的资本.北京与上海,都可以说是性别特征明显的城市,当然,这种特征更多地表现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怀和上海人的生意头脑,都可以说是发挥到极致了.北京以政治为中心,上海则以经济为根本,自近代以来,北京的洪钟大吕,和上海的风花雪月,一直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也就分别成为中国的北方文化与南方的文化的代表.     

“远离政治”:一种针对“政治”的姿态──论30年代“京派”等作家群体的政治倾向

中国３０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无论是文学群体还是作家个人，不管其主观上打出怎样的超脱政治的旗号，提出文学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在事实上这种旗号和主张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政治的表态，即使是向来被人们称之为“远离政治”的“京派”等作家群体也未能成为例外。     

乡土情结:京派小说家的心灵语境

京派小说家在乡土文学领域通过把现实乡土背景化、意象化，变现实乡土为精神乡土，其地域意义或被强化或被淡化。而真实意义即在于它是作者所心仪的真、善、美的人性的载体，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家园。在作家身上，其郁积于心的“乡土情结”表现为文学由启蒙意义上的个性化向基于自身要求的心灵化拓展之后产生的一种独特言说方式：心灵语境的呈现。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别于文学社会思维的文学诗化的思维。     

文化诗学视界中的京派和海派文学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体现的是一种新历史观,强调的是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文化诗学方法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特殊性和可能性。本文即尝试运用这一方法对京派和海派文字给以新的观照和解读。     

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支持与规定

２０ 世纪初期的中西碰撞对于成就兼容并蓄的大家品格是一种难得的际遇。朱光潜正值此际，西学素养尤其是英国文化的熏染与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共同铸造了他治学治艺的风格。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影响有学理上的，如阿诺德关于文明演进的观点和布诺对“心理距离说”的阐述都成为他的理论援助，但这只是外显层次的。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影响，以精神内核来看，是对其人生境界和学术品格的规定。正基于此，英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道不仅构成了朱光潜学术视野的地平线，也左右了他对人生进退出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