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浅析——对我国法律本质和司法观念的反思

西方国家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社会性是其法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西方的法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对宗教与法律的实质加以区别和联系,伯尔曼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呈现在世人眼前,其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剖析,以及运用现实的逻辑研究方法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二者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更是人类正义的终极体现;而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解读和对法律精神的一种理性情感,这种信仰的实质在于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并通过与宗教的融合进一步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方式。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信仰或尊重:对法律信仰的反思——由《法律与宗教》引出

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命题。其所称对"法律"的信仰乃是广义上"法"的信仰,而绝非仅限于某种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的工具,不能被冠以信仰之名。中国没有传统宗教信仰,法律在发展过程中被视为统治者的工具,象征严肃和权威,与信仰无关。且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与伯尔曼所提西方遭遇整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相距甚远,其问题在于社会对法律缺乏尊重。当务之急应是建立起良好的法律权威,做到尊重方可谈论信仰。     

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正>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 1918——)是美国比较法和国际法、法律史、商法以及法哲学诸领域公认的权威,世界著名的苏俄法专家之一。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式》(以下简称《法律与革命》)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其创意始于1938年,至1983年问世,时间跨度竟达45年之久。全书洋洋洒洒不下70万字(据中译本),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堪称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     

论教皇革命导致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兼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教皇革命是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的研究主题,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第一个法律体系——教会法体系的形成。伯尔曼的学术贡献正在于,其提出了"教皇革命是西方法律传统生成的基本因素"的独特观点。教皇革命形式上是对抗国王和王室控制的革命,实际上却导致了教会法系的形成。教会法系是近代第一个西方法律体系。     

增进法律信用与塑造法律信仰——法的现代性语境下的分析

随着伯尔曼教授来华对法律信仰的进一步肯认与张永和教授对法律不能被信仰理由的提出,法律信仰问题又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存在着法律信仰对象、时空的错位认知和片面解读,进而缺乏对"除魅"之后的现代性社会中如何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的学理探求.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法律的贯通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支点,在恪守形式理性法律及其有效性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信用的不断增进是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云南大学法律评论》稿约

由云南大学法学院创办的法学类学术集刊《云南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即将出版发行,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优秀稿件,欢迎各位学界同仁不吝赐稿。《云南大学法律评论》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采用来稿,来稿一律平等对待,我们遵循来稿必审,来稿必复的原则。审稿实行双向匿名审稿,有争议的稿件由专家组进行审稿,及时回复审稿情况。本刊倡导创新研究,鼓励学术自由,本着促进法学学术交流的目的,为国内外法学研究者提供展示最     

强化检察权监督提升执法公信力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是一种规则,执行是法律的目标与果实,更是法律的确证。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检察人既是法律的执行者,又是司法的监督者。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就成了检察部门神圣的职责和永恒的追求。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公、甚至腐败,检察权也毫不例外。在当前,应该以提高检察机关自身良性发展能力为目标,以强化侦、捕、诉、督一体化为核心,构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