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的价值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双重性 ,即它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在涉及环境保护时形成的社会关系 ,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利用与被利用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使环境法学的价值内容也具有了双重的内容。这就是环境法具有正义和功利双重价值 ,而正义价值和功利价值又都具有双重的内容。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价值和自然正义价值 ,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功利价值。这些价值考查 ,有着其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基础 ,它的内容和界定也是以这些知识为理论基础的。     

跨越求职中的不良心态

大学生的求职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单纯的校园人到社会职业人过渡的复杂心理变化过程。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要想获得成功,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没有良好的竞技状态是不行的。在求职前,必须排除心理干扰,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心态——     

论主体道德教育中民族文化之渗透

当今,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功利主义,其目的是唯经济功利,其手段是唯工具理性。在功利教育的框架中,德育没有它的存身之地。道德教育的根基在于民族文化,渗透民族文化的教育是既授人以生存的手段和技能,又导人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既使人懂得何以为生,又使人懂得为何而生,拥有人所特有的意义世界。民族文化、道德教育在建构人的意义世界中具有重要作用。关注道德教育向民族文化回归的走向。     

马克思研究地租理论的思路与水资源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在研究地租理论时发现,广大的农产品的消费者购买农产品不是以价值量为基础,然后认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他研究地租理论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出发,碰到理论逻辑矛盾后转向需求的角度。从供求双方的角度研究自然水资源价值的决定,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拓展。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分析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指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所具有的有用性。这一问 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指向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以刑罚目的的实 现为价值内涵的;二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 认为,刑罚威慑在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方面具有廉价性的特点,它理应受到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 法的充分重视。     

功利主义大师论公正

英国近代伦理学家边沁、穆勒和西奇威克,分别是古典功利主义的创始阶段、鼎盛阶段和没落阶段的代表人物。三位大师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均将功利原则置于首位,但并不排除公正价值。边沁力图阐明,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公正理论,是对最大多数人的公正。穆勒完善了边沁思想,阐明了公正原则对于功利主义的重要性。西奇威克应用直觉主义阐明公正原则,提出了"保守公正"与"理想公正"范畴,主张功利原则必须由公正原则加以补充。他们的公正思想包含了确定个人权利的原则,其分配模式承认人人平等的权利,主张以有限度的结果不平等作为激励手段,以增进所有人的更大幸福。他们的思想要旨是:"呼吁公正,却非公正至上;功利第一,但要分配公正"。功利主义大师的公正思想,通过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伦理学说,间接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了思想财富。     

多起文化事件折射当代人浮躁功利

2011年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折射出当代人的浮躁和功利。民营书店相继关闭,失落的阅读精神引发关注;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当代人的道德水平值得深思;故宫＂多重门＂的争议,更激起网民关于文物价值和文化使命的大讨论。纵观这些事件背后,可以隐约看到失落的人文精神令人心忧。而对这些事件的种种讨论和回应,更体现出公众对人文精神近乎本能的向往和追求。     

太极山门保卫战（一）

王大勇说，“闫芳事件”是个坏事，但希望扭转为好事——以此引发公众和武术界的反思。闫芳这样玄虚化、神秘化武术的“高手”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功利思想泛滥，在中医、道教、佛教等传统文化领域，都有“闫芳”的身影。 要保卫的，也许不只有太极拳。 ——采访手记 一位近60岁的老太，着练功服，个子不高，貌不惊人。她手一摆，竟然就能把八尺男儿推出数米，踉跄不稳。四个大老爷们围拢上来，她轻挥衣袖，便能把他们“打”得四散开去，“功力不济”者，则摔倒在地。更神的，她和徒弟握手时一“发功”，对方就触电般上蹦下跳，痛苦不已。甚至，无需和对手接触，她便能“隔山打牛”。这并非武侠小说，而是已在网络上流传了将近一月、点击量以千万计的视频。     

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