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奋人心的岁月——贵州“包干到户”诞生记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标志,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7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本文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性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三次见到胡耀邦同志

<正>我是我们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我之所以能够逐渐地成长起来,成为一名担负重要责任的党的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同志对我的培养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非常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重视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和进步,和各族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1986年耀邦同志     

关于“三农”的10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农村改革 潮起江淮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率先掀起农村改革大潮,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山南试点肥西开花1977年11月15日至2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制定并下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六条》规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可以划分作业组,责任到人;保证社员口粮,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群众生活;退还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     

浅析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的发展——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通过实践创造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即"双包制",党和政府克服传统体制弊端,明确了农民进行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浅析农村实行"双包制"的发展历程,它是国家决策、农民选择、地方推动等因素互动的结果。     

独木桥与阳关道——贵州包干到户始末

2004年4月,钱运录书记在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固然有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看,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贯彻省九次党代会的精神,找准贵州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距,我团许明同志受“让历史、现实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委托,撰写“观念、体制、机制——制约贵州发展的主观因素”一书,对贵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经历的若干历史事件作了访谈和梳理,现已采写出“贵州包干到户始末”、“‘三不怕’提出的前前后后”等一组文章,本刊将陆续刊载,以飨读者,也希望有兴趣的同仁梳理撰写同类稿件,总结历史,见证历史,更好地观照现实把握未来。     

贵州“包干到户”诞生记

正池必卿在中央会议上发出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贵州是喀斯特地貌非常发育、岩溶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72%的内陆山区。这里耕地稀缺,而且破碎、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基础十分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袭击;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县数量最多的省份。这里的农民,迫切要求放宽农业政策,改变"大锅饭"、"大呼隆"、"一拉平"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在这里,以池必卿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7个“一号文件”

一，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二，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三，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四，1985年1月，中共中央、     

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

本文详细阐述了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包干到户”这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 ,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收益” ,从国家的角度 ,分析为什么能够将之在全国进行推广 ;最后 ,对当下国家将面临的新一轮的农地制度创新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