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后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兴起的新的社会思潮,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继承,是当时法国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是其中的代表。本文对他们的主要术语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结构主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硬核”与“辅助保护带”:马克思主义的新结构主义分析与研究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

运用拉卡托斯的"硬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结构主义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和"辅助保护带"加以正确区分,我们便获得了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新尺度,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区分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新标准。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竞争法思考

我国银行业市场存在资源分配不均、垄断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滋生等问题,与整体竞争不足、局部竞争激烈的市场状态具有密切关系。基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竞争法中结构主义原则的适时适度回归十分必要。综合市场集中度、进出市场难易度、经营者依赖程度、国家干预程度等多种因素,应将结构调控和行为惩治相结合,不断优化银行业市场竞争状态。     

生成与交流:俄国结构主义的文本模式

俄国结构主义代表洛特曼倡导以模式研究代替名称—形态研究,由孤立观察、描写事物转向对事物整体系统分析。作为艺术结构的重要法则,洛特曼差异美学揭示了文本为总体有序化与局部有序化结合的复杂系统。由此,俄国结构主义不仅肯定了文本的内在结构,同时也彰显了结构的开放性,避免了法国结构主义自足封闭性、不及物的极端倾向,是在历时和共时的交汇处、历史继承性与现实创新性之间开出的中间方案,体现了开放的人文思想与求真的科学思想的和谐交融。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与发展

西方学者对《矛盾论》思想的阐释影响最大的当属阿尔都塞,他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矛盾论》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对"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发展法则"的阐释中重构了《矛盾论》的思想并形成了"多元决定"的矛盾观。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不仅帮助其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及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矛盾论》的思想,进而为研究"毛主义"的西方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界中的结构主义——亚当·沙夫《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序

沙夫1970年代发表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解释和批判上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他对于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解和分析,明显受到他所坚持和推崇的哲学观点的局限。但沙夫毕竟在结构主义运动兴起之初明确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和看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     

文化的本义及功能：在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

结构主义人类学将语言看作一种文化,而语言又取决于无意识的结构,于是文化被看作与主体性意识无关的社会历史现象。这一定义虽然抓住了西方极权社会人之生存抽象化物化这一现象的外在特征,但却根本误读了文化的本义。事实上,文化应是人之本质性的生存的内容之一,而人之本质性的生存包含超越性与客观现实性两个方面,文化就处于理想的超越性和客观的现实性之间,它起到了沟通理想与现实的作用。但是在极权社会中,人之本质性的生存包含的两个世界完全分离了,文化转变为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人也舍弃了总体性的生存结构,转而沉溺于“游牧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文化,突显文化本身的属人功能,构建以文化共通性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人才能实现对极权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超越,并真正摆脱被极权主义统治和奴役、被消费主义浪潮裹挟的历史命运。     

Female Subjectivity in Mao＇s Era： From Women by Wei Junyi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和后结构主义主体理论出发,以对女作家韦君宜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说《女人》的细读为例,探讨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性别话语对妇女主体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以此作为对笼统否定中国＂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态度的一种回应。本文认为毛泽东时代有关性别平等、社会性别中性和同志关系的社会性别话语参与到了当时女性主体的话语构建过程中,它们承接五四启蒙运动中淡化性别差异的独立人格、两性平等的话语,为一种脱离本质主义的,反对性别二分对立性别主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为女性摆脱客体化的他者地位,发展自身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