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朝浙江吕留良“谋逆”案——旷古未有的“文字狱”(上)

<正> (一)清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浙江总督兼巡抚的李卫,在驻地杭州突然接到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玉廷)、蒋(廷锡)于十月十日寄来的信,信内传达雍正皇帝密旨,内容是:“十月初九日奉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初始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湖广,即今湖南、湖北)省者,已差人     

读书的责任

这世上有农人、商人、工人、官人、文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过，无论如何分门别类，文人之谓搁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些另类的味道。这味道，源于书，源于读书，源于读书人那一点与众不同的脾性。蔡元培先生有两对题联，颇能勾勒这样的脾性。其一，悬于他的书斋，“都元作官愿，惟有读书声”；其二，题于浙江桐乡吕留良纪念亭，“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蔡先生一生，革命，从政，办学，呕心沥血，多有担当。但不管身份如何变换，他最看重的恐怕还是“读书”——以读书为贵，以报国为念。     

顾炎武：反清志士 无国可忠

金庸小说《鹿鼎记》的开篇是黄宗羲、顾炎武和吕留良三人聚会，共同观赏查标的一幅新画，“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气。”顾炎武说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闻，实令人悲愤填膺。”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他在明亡后坚持抗清，将学术与行动融为一体。     

帝制牙齿下的民主舌头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本是封建王朝的铁律，可也有皇帝要杀人，将案子发给全国人民来讨论的。且容我说古，看官不妨“倾耳一听可也”。雍正朝的“吕留良案”，缘起于湖南衡阳的一位村夫子曾静。     

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雍正死因新探

多少年来,有关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见解,但始终是历史之谜,还是无法解开。关于雍正的死因,归纳一下大概有几种说法。有说是被吕四娘刺杀的,还有说是被宫女、太监缢死的。除此之外,许多学者猜测是被丹药毒死的等等。这些说法,哪些可信呢？雍正之死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     

清初的黄、吕之争与浙东学术

清初的黄宗羲、吕留良之争,表面上看纯属个人行为,其背后正蕴藏着拥有宋人注疏而获得对经书解释权的学术史意蕴,而黄宗羲等人的讲求经学活动,实与吕留良的学术意趣不同,这是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     

论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吕留良坎坷奇落的一生，造成了他的特立独行及其思想文化成就。吕氏博学多才，在文史哲、天文历算、医学和出版等各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他的思想成就，主要表现为主张“夷夏之防”及“尊朱辟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