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研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力作——读《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总结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基本规律、更好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2021年1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现在,我代表常委会办公厅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办理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加强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努力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来。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通过全党上下艰苦努力,贫困群众按时实现脱贫摘帽,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性工程。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铁肩担道义 忠心铸法魂

我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古称“上党”的长治市,步入梦寐以求的法治殿堂--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以来,我怀抱着对法律的虔诚之心,秉持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信仰,与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到底,为平安中国建设而努力。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