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上大学不考研成了异类?

“本科阶段也没有好好学习,就学考研的几门专业课,感觉只有到了研究生,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西南某高校药学专业一位大三学生说。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加80万,增幅超21%;相比2017年,报考人数增加256万,增长1.27倍。沸腾中不断刷新的研究生报名总数及增量,其背后交织着素质升级的动力、“被迫营业”的压力与逃避社会的无力。     

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以公安情报搜集、公安情报分析等最为突出。本文从公安情报的各项应用切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认身份、排查中高危风险区域、监管重点区域及人员、研判预警、辅助决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实践中存在数据情报不共享、更新慢、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和防控存在“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提出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监管、精准搜集研判情报等应对之策，以期通过总结并进一步探索疫情防控的实战经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策略

大数据的发展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迈入了大数据阶段。在运用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充分性、动态性以及预测性等大数据特征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发展,需要我们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思维;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模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价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用起来""大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路径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处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至高层次和根本地位。境外非政府组织作为在境外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社会组织,选择在开放的中国开展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活动动机不纯,企图传播西方政治理念,开展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活动。新时期,防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律法规,把好"合法性准入"关,做好资金管控工作,健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完整信息数据库和大数据预测预警分析平台,最终实现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擦亮“大练兵”活动品牌 推动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明确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大要求,为推进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