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里的巫术

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如果大家以为他是孔夫子的知音那就错了,人家其实是董仲舒的知己。董仲舒做了官却要指挥巫婆们求雨,而汉武帝自己,则迷方术迷得像个不可救药的"粉丝"。其实,从董仲舒之后,孔子差不多变成了怪力乱神的牌位,跟原来的形象已经大不相同。作为董仲舒的知己,也作为很有点雄心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对于神鬼之事很在乎,到了晚年尤其过分,不是求神拜鬼,就是疑神疑鬼。最怕的,是有人对他行巫蛊诅咒之术。     

巫蛊信仰与社会控制

神秘的巫蛊信仰在中国已延续了数千年。一方面，人们相信巫蛊咒诅可以致人生病、死亡，给生产、生活带来危害，将之视为社会控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围绕着蛊言蛊事所形成的神秘文化又历史地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当前，既要依据法治建设的要求，对巫蛊迷信行为进行严格规制，也要考虑到其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地解决相关纠纷，协调各种社会控制资源。     

"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

巫与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和学理上它们并非是一类文化现象。众说纷纭的"巫蛊",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地以邻为壑地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方式。苗族"鬼蛊"观念来自于对"毒药"与"阴影"的想象与建构,其基础是巫文化,关键点在于"影魂成活"。"鬼蛊"观念嵌入了社会分类的系统之中,于是想象和建构了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洁"与"不洁"的畛域,实现了群内资源的稳定利用和自身社会的高度整合。     

皇帝的“快意”很可怕

宋神宗时,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巫蛊之祸”性质再论——戾太子废立之议

本文认为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并非以更换太子为目的,应是为了巩固和保护太子才对卫氏外戚集团进行了打压和消灭。文章分别从"尧母门"的命名与太子的更立、武帝对刘据的培养和扶植、武帝对于外戚的态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隋唐时期巫蛊犯罪之法律惩禁

古代巫蛊之术乃杂糅盟诅、仙怪、道家、谶纬而成。隋唐时期,宗室官僚敬事鬼神,笃迷厌胜的左道信仰观念,成为刺激了巫蛊犯罪大肆泛滥的直接动因。司法实践中,巫蛊、厌魅行为交错丛生,史籍常以"巫蛊"、"厌蛊"等概称。在司法检验层面,厌魅者破坏偶人、书写符谶,法司易于勘察取证。相比之下,关于蛊毒的勘验判断显得较为困难。晚至隋唐之际,似尚未出现确切的蛊毒司法勘验标准。     

平民皇后许平君之死

这一切得从那场著名的巫蛊之祸开始说起。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在酷吏江充和心怀鬼胎的李氏家族策划下，向45岁的太子刘据逼近。刘据很快就被逼上绝路，于该年八月辛亥自尽，刘据的两个儿子也和父亲一起死去。和刘据一起死去的两个武帝皇孙中，有一个名叫刘进，就是汉宣帝刘询之父，他的小名是“史皇孙”。     

总统们的“占星术”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政治与巫术的媾合并不新鲜，古今中外皆有，文景之冶的贤君汉文帝尚且迷信，而汉武帝时，更曾发生过巫蛊之变。即便是在今天，巫蛊还是能和政治产生联系。也有不少政客仍然迷信，甚至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都用“迷信”的办法定夺。     

汉文化形成中的“巫蛊”考义、嬗变与规制——以西汉年间巫蛊案为线索

根据正史,"巫蛊"二字的习惯性合用肇始于汉武帝征和年间的巫蛊之祸。学者论及巫蛊,往往杂糅厌魅、蛊毒、左道、谶纬、妖言等多种行为一并探讨,但对巫与蛊的本质区别以及巫蛊之祸本身,并未结合历史、法律与文化多个层面作出更细致的考察。巫者与史家同源已成为学界既定之论,这一群体在上古时期掌卜筮祭祀,社会地位极高;而左道、厌胜等蛊术却多为后世律令明确禁止。巫蛊案的发生、巫蛊语义的变迁,表征着汉代官方对巫者态度转变,背后所暗藏的是地域与族群,官方古典与民俗等多个系统之间的文化传播、冲突与融合。     

云南西部阿昌族巫蛊文化视野中的婚姻与家庭

云南西部阿昌族村寨普遍存在着有关"放歹"的民间信仰.对阿昌族来说,"歹"似乎是村寨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认为"歹"会保佑村寨的平安,哪个村寨没有"歹"的话就不会致富.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谈"歹"色变,平日里不敢和会"放歹"的人进行交往,婚配对象的选择更是要排除有"歹"人家的子女.由于受傣族的影响,阿昌族也迷信"披拍鬼"和"扑死鬼",并因此影响了族际通婚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