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高校德育中的传统文化观与实践路径思考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德育工作坚持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完善.应当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大量资料,丰富、充实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德育工作服务.     

毛泽东德育思想探析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德育工作,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德育观,深刻地阐述了德育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德育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德育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求企业文化的融合

铁路改革过程中,企业的重组、合并所带来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碰撞,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深化。在铁路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要使铁路企业的合并重组真正产生“1+1〉2”的效应,就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融合问题。一、尊重文化差异,形成文化融合发展强势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凝聚全员合力。按照路局直管站段新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各系统大力度合并重组,整合为新的单位。原来各单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干部职工价值取向的差异。因此,要想尽快统一凝聚干部职工群众思想,释放出最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我们在深化铁路改革过程中寻…     

和谐企业重在建设

一、和谐要讲原则 企业和谐,不是表面上的和和气气或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和谐要讲原则”，这是通过总结合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成熟的企业合资合作经验和完善的政策规定，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把和谐理解为无原则的“合作共事”，怕与外方发生矛盾而无条件地服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只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在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站出来为员工讲话，怕因此而影响与外方的关系，造成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张，企业内部矛盾凸现、问题重重。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构建和谐企业，不能不讲原则。构建和谐企业，要坚持以国家、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相兼顾为原则，以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为前提，用发展的大目标去化解矛盾、调解分歧、凝聚力量：要区别中外双方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确立和谐的原则。     

大学生奖贷体系工作的诚信教育

大学生奖贷体系工作的诚信教育问题是高校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要重视和加强奖贷体系工作中的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大学生奖贷体系工作中诚信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被感动的员工更爱企业

企业文化的概念源自于欧美国家，是欧美国家在治理企业过程，超越管理体系和制度时运用的一种手段。欧美国家是以制度为基本的社会体系，从而也形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体系。制度本身的作用是制约，它可以让员工达到公司对员工要求的一个基本底线。随着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公司进入成熟期，管理者开始意识到用纯粹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就很难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于是人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发现，激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种“文化”。     

美国大学德育的途径、方法及启示

美国大学德育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多样性、宗教性特点。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注意运用渗透性、隐型式以及灵活多样的方法,推动我国大学德育方法向人性化和科学化发展。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