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 武汉分校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为迎接革命发展，满足政治、军事人才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科。建校时全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2了日宣布成立，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生移往武昌就读，同时向全国招收新生。1927年1月，黄埔本校第五期炮兵、工兵科学生陆续到武昌学习。1月19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该分校在所有分校中规模和影响最大，     

雪山草地中的李井泉

正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李井泉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三个方面军长征行程的亲历者。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李井泉先后担任过军委干部团教员、中央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红军游击队总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协理员,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到达哈达铺后,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直至长征结束。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的行程,是雪山草地。而这个"之最"中,最艰     

忆父亲

我的父亲黄玉玺,字国珍,曾用名黄永喜,1906年8月12日出生,山东省滕州市(原滕县)级索镇潘楼人。1925年7月,19岁的父亲随同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赴粤应试,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并被录取,初为入伍生。由于那期被取录的人数众多,故将     

法治评估的科层式运作及其检视——一个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法治评估是一场在转型现代化的特殊场域下,国家自上而下予以刚性推进,发动、宣传、组织整个科层体系以及全社会广泛参与到法治建设并且倾向于以数字指标对其成效进行检验的法治实践。科层结构是典型的控制性结构。法治越是被全社会所关注,对法治的呼声越高,通过科层制的组织方式及其内在的压力传导机制来推进法治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法律被纯粹作为工具去认识且展开的话,那么法治建设则极易被有选择性地、计划性地推进。法治建设在肇始之初具有明显的应激性及应急性。基于科层式运作的法治评估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根基,它是组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当组织基于应激反应发生目标变化而需要暂时规避法治时,法治评估就可以通过价值目标的扩容,一方面足以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内部操作消解掉法治。法治评估可以借由操控数据黑箱,辅之以大量的专门术语来掩盖被抽空的生活事实,异化成为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目标置换的桥梁。"政治科层制"的权力系统及其逻辑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法治评估在这一体系下的运行面临着基于"人治"逻辑展开并走向"人治"的自我解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