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

中日两国虽已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战略”,而日本更强调“互惠”.中国的政策基调仍然没有脱离“和平友好”,而日本的基调更倾向于“互利合作”.这种定位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出现波折,造成人们对中日关系的预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于“战略”的认识差异.虽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如果脱离“和平友好”的长期目标,两国间的互信与合作也很难真正实现.中日应推进“战略互惠”,警惕“政冷经热”.     

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战略灵活: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重塑

朴槿惠政府从对朝鲜的基本认识和政策目标、对朝政策的实施原则及采取手段等几个方面,重塑对朝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战略灵活理念。确认朝鲜是和平共存的对象,推进渐进式统一,但为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为统一的可能性做积极准备;坚持朝鲜弃核立场,但灵活实施政经分离、政企分离、商惠分离等原则;强调韩朝双方积累互信,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坚决予以应对,但持续推进对朝人道主义援助,有原则地推动韩朝关系正常化,强化韩美同盟,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对朝政策灵活性的战略空间。朝鲜对韩国的态度变化、韩国国内各方势力利益平衡、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协调是影响其战略灵活的重要因素。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制度"是理解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立足南海区"政经分离"的创新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行为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实现制度化的创新路径建构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即以国家法律为红线进行有限创新,以此获得合法性;通过配套制度的建立,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再通过成本内部化,使得创新能够在科层内部形成有效的循环。     

扎实推进发达地区农村政经分离

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地区和城镇周边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迅速扩大，农村集体组织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以广东省为例，至2009年年底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存量3116．14亿元（不包括土地、山林等资源性资产），平均每个农业人口5593元。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政经分离下的香港发展模式反思及展望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不断适时推出政策,香港通过与内地深化合作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但这种经济发展并未能转化为香港民主进步的力量,相反,香港管治能力却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在一些方面呈现出衰退迹象。究其原因是香港特区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管治体系却没有相应改革,导致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没有协同共进。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为扫除香港反对派与国际敌对势力勾结乱港提供了制度保障,要通过强化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加强香港内部管治体系改革,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建香港经济社会正常秩序,更好落实“一国两制”。     

利益捆绑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中国-东盟关系在"黄金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向"钻石十年"迈进之时我们发现,依靠双边经济合作的双赢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在新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出现政经分离的倾向。为深化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功的"钻石十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双边合作的倡议,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入手,试图化解政治互信不足的约束。但考虑到东盟采取的与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的战略,以及中国-东盟现存一些问题的化解难度,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一东盟关系还将主要依靠经济合作的利益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