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文化虚无主义的样态透视、成因反思与治理进路

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中华文明史、否认中华文化、否认中华民族精神的错误社会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呈现,表现为鼓吹“以洋为美”的文明观、宣扬“告别革命”的历史观、推崇“娱乐至上”的消费观、推销“消极庸俗”的价值观,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严重挑战。其产生原因在于,受到主体、环境、技术、历史等多维因素影响。基于此,要从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本质、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力度、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增强民族文化弘扬力度等方面,不断增强抵制文化虚无主义的免疫力和自觉性,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聚焦五大能力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柳州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创新发展

柳州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为统领,聚焦"组织动员、实践育人、服务大局、能力提升、文化引领"五大能力建设,在疫情防控、大型赛会、生态环保、扶幼助残、脱贫攻坚、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中凝聚力量,以青春实践实现创新发展,全面服务共青团改革。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