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调控与法治化反腐——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美国旋转门调控是法治化反腐的一个缩影,其运转与控制所厉行的推进权力流动、防范利益冲突等反腐理论和实践经验,体现了对权力运作的内在静态、外在动态、行为过程的全方位制约,对我国法治化反腐的理论拓展、视域转换和成效改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的思考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本文试通过对美国"旋转门"机制的作用和环境分析,思考中国借鉴这一机制的可能性。     

论国际人道法中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解释性指南》为视角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是国际人道法最根本的概念,对于平民能否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国际人道法中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定义,也没有其判断标准。随着当代战争和武装冲突史无前例地涉及平民,确保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就显得极为迫切,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解释性指南》初步构建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理论体系,不过存在较多瑕疵,而且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解释性指南》作为开创性的文件,是继续讨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出发点和基础。加快厘清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含义的进程,形成有关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条约以赋予其法律约束力,将从整体上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并增进其效力。     

破解旋转门背后延后利益冲突的香港经验

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的反腐态势作出一项重要判断:“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新型腐败的最大特点在于手段隐蔽多样,不好查。其中,被视为旋转门的官员退休后的延后利益实际上也是这种隐蔽性较强的腐败。关于官员,尤其是退休高官是否应该到企业任职,以及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后是否会滋生腐败等问题,实际涉及利益冲突及其管治问题。针对这一类不易被觉察到的延后利益输送,近年香港的利益冲突管理经验不乏借鉴。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对美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都发挥着重要影响。     

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分析为视角

2010年7月21日,被称为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它标志着美国从此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美国大幅收紧监管尺度,其原因可以从SEC监管证券市场失利中寻找到部分影子。汲取SEC监管失败的教训,我国亟需走出证券监管的唯美主义迷思,信守监管的基础价值;完善冷冻期规则以降低裙带关系对监管绩效的侵蚀,合理配置惩戒及监管资源以缓解执法捉襟见肘之不利态势。     

法治政府建设中“旋转门”腐败与法律矫治

愈来愈多政府高官弃政从商现象引发的旋转门腐败问题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旋转门腐败问题,要从多角度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从离职公务员权力消磁、完善旋转门条款、推动旋转门腐败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发展等多方面探寻法治政府建设中旋转门腐败现象的法律矫治措施。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禁止或限制，虽然具有预防期权腐败、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等功能，但是也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顺畅流动、侵害了公务员的职业自由，其弊端不应忽视。为此，制度设计上应予以全面的利益考量与平衡。《公务员法》第102条及《刑法修正案（七）》第388条第3款是我国旋转门条款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仍存在较多缺失，亟待从规范体系建设、规制限度掌控、责任和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