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海外中共研究

文革时期是海外中共研究的兴盛时期。随着研究资料状况的改善,海外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共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拓展。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海外中共研究的进展,代表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原先主导海外中共研究领域的"极权主义"模式分崩离析,以"派系斗争"为代表的政治冲突则成为海外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对于海外中共研究而言,这种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现代社会意义不确定性的政治意涵——克劳德·勒弗论民主与极权主义

法国政治理论家克劳德·勒弗认为,随着民主社会时代的到来,民主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形式。与传统社会中君主可以对社会赋予经常性的、确定的意义不同,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它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权力的空位",即无论在任的统治者是个人还是政党,对于权力的占有都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社会意义的这种不确定性状态,实质上可以保证人的自由,因为占有权力的统治者可以对于社会赋予意义,而统治者本身又是由人民通过选举过程产生的。而一旦社会意义被永久地赋予,即意味着统治者永久地占有了权力,这会导致一种极权主义状态,政治将完全吸纳社会。     

文化的本义及功能：在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

结构主义人类学将语言看作一种文化,而语言又取决于无意识的结构,于是文化被看作与主体性意识无关的社会历史现象。这一定义虽然抓住了西方极权社会人之生存抽象化物化这一现象的外在特征,但却根本误读了文化的本义。事实上,文化应是人之本质性的生存的内容之一,而人之本质性的生存包含超越性与客观现实性两个方面,文化就处于理想的超越性和客观的现实性之间,它起到了沟通理想与现实的作用。但是在极权社会中,人之本质性的生存包含的两个世界完全分离了,文化转变为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人也舍弃了总体性的生存结构,转而沉溺于“游牧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文化,突显文化本身的属人功能,构建以文化共通性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人才能实现对极权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超越,并真正摆脱被极权主义统治和奴役、被消费主义浪潮裹挟的历史命运。     

南书房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雷颐对晚清历史的解读,为辛亥百年的史学研究增添了一份贡献。这次是专门梳理,专题性成册,只可惜多数文章已经散见于之前的种种著作,如《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书。     

审议民主有什么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议民主已经成为了当代所有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其表现出两个面向:以共识为取向和以拓展宽容为取向;以共识为取向的审议民主表现出了极权主义的倾向;以拓展宽容为取向的审议民主则有着重陷霍布斯状态的嫌疑.     

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毋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从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角度修正过渡时期的正义

1981年,在小说《寡妇》中,智利作家阿伊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了一个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为了克服过去的极权主义,不应冒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即为了达成实现民主所必需的共识,应该忘却对违犯人权进行问责这个议题。     

群众的寂寞感与极权主义

对于阿伦特来说.政治写作绝非学院体制里的知识生产,它是作者与自我的心灵对话,更是与"遗忘的艺术"之间的一声旷日持久的精神斗争。二战之后,面对1933年到1945年的纳粹德国留下的累累血痕与人性惨剧,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采取鸵鸟式的回避态度。《极权主义的起源》正是阿伦特苦心孤诣地直面和省思这段历史经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