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出入境管理研究评述

出入境管理是对国家出入境秩序的维护和为各类人士出入境权利提供服务,具有社会管理性和公共服务性。出入境管理研究是对出入境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热点、难点等问题的全方位研究。出入境管理研究的总结性、逻辑性和预见性有利于支持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并引导出入境管理进行新的改革。因此,有必要配合我国出入境管理实践的需求,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索。对照国外出入境管理办法,汲取其管理理论精华,运用科学的理论框架,系统全面地对出入境管理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创新。     

中度失智老人机构养老适应性的社工介入实践——以N市A颐养院W老人为例

失智老人机构养老服务的优化是持续推动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文中立足于优势视角,以N市A颐养院W中度失智老人为研究个案,从生活、心理、人际、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度失智老人在机构入住中的适应问题,并开展了社工介入实践.研究认为,社工需要明晰失智老人对机构环境和自身处境的认知,在重构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帮助老人重建优势,进而延缓失智症发展程度与速度,切实提升其机构养老适应能力.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类似案件判断中比较点的确定:原则、路径与运用

比较点是法官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相关类似时所依赖的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判断类似案件的统一法则,因而比较点的构建也是因人而异。比较点既包含法律规则也包含案件事实,本质上是决定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判决理由,也是其指导性的体现。法官在选择比较点时应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比较点构成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充分条件;其二,比较点在内容和形式的表达上符合经济原则。在构建比较点时法官应采用初步假定、实质比对的路径,确保高效且准确地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类似案件。     

新时期群众监督的政治文明视角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承构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选择,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趋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证了新时期群众监督的协调发展。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     

技术人本主义：一种主体视角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的困境是技术观的困境,仅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社会后果就对科学技术本身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这是形而上学的技术观。为走出技术观的困境,需立足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实践,转换思维方式,从人的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认知、利用和控制科学技术,即确立人本主义技术观。     

小说《红字》中的视角及视角越界现象

《红字》的叙述视角原本属于第一人称目击者叙述视角,并不是批评家界定的全知视角。霍桑通过把有限视角变为全知视角的“视角越界”策略,使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