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

不同的时空环境可以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地域特性,家族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江南特定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到了清代,江南家族女性依赖其独特的从宦、谋生以及结社经历,创造了多样的空间书写类型,进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审美感受的丰富性。"空间形态"已逐渐成为家族女性的一种"生存形态",在空间互动中表达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同时,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也进一步深化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思想汇

“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是哪“百年”《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侖金尧文章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看是一个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实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实说六世祖纪晓岚

近年来,有关先祖文达公纪晓岚的戏说影视剧影响很大,而且续剧不断拍下去。常常有海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询问:大才子纪晓岚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今年恰逢纪晓岚逝世200周年,《海内与海外》杂志多次向我约稿,希望向读者介绍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我不揣笔陋,将我所知的先祖纪晓岚其人其事介绍给海内外读者,以期对这位为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有所了解。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着重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注的都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但二者在批判的着眼点和策略上都有明显不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相遇 ,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意蕴 ,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慈禧与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的开展除了洋务官僚的直接决策外,与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有着无可否认的联系,弄清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无疑有利于对洋务运动做出更切实际的评价。     

县令私访纠错冤案得以昭雪

古往今来，审理案件都要以“公正、客观”为主题，要在纷繁复杂的案件线索中寻找蛛丝马迹。公正执法，才能不冤屈好人，不放跑坏人。清，魏息园《不用刑审判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例秉公执法的案例。     

清代山东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生活剧

清代山东剧作家的杂剧作品中存在大量以女性为主角的剧作,这些女性生活剧全方位地描绘了女性在爱情、婚姻甚至江湖、战场上的生活图景.女性剧集中体现了男性作家立足于闺阁的传统女性观及对女性苛刻的伦理期待.女性在剧中体现出基于男权社会需要的实用价值,兼备"物品"和"工具"的双重属性.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