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生活——1954年皖西北水灾中的救灾政治

文章以1954年皖西北地区的水灾救助为中心,通过对水灾后灾民悲观与失望等复杂心态的呈现,以及基层干部在救灾中两难处境和救灾实践中阶级政策的梳理,指出了1950年代的灾荒救助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灾荒救助的政治化表明,新政府的救灾既是生活救助,更是政治渗透,而政治化的救灾实践,则成为新政府政治理念渗透乡村生活的重要媒介。     

浅析民国时期内蒙古灾荒的原因

以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灾荒作为研究对象,内蒙古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灾荒形成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原因和社会制度经济技术原因两方面,一方面内蒙古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不利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社会原因包括政府的更替频繁,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兵灾匪祸连年,卫生事业的混乱等。二者相互叠加,造成许多灾害发生加剧。而其中社会原因为主要原因。但由于史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利用不充分等原因,使得对民国时期内蒙古灾荒研究存在着相对的不足。所以,加强对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朱元璋巧治吃喝风”说起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全国遭遇大灾荒，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而一些达官贵人和政府官员却仍旧花天酒地。朱元璋决定自上而下整治盛行的挥霍浪费的“吃喝风”。可是，采用何种方法最有效呢？朱元璋苦思冥想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客家人护台御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作用

客家人,是汉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世居中原,因战乱或灾荒,几经迁徙,辗转至闽粤赣边区,散居世界各地,共有6562.429万人,大约在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分五次大规模从大陆迁往台湾。在台湾2300万人口中,客家人有460万,约占1/5。在异常艰苦的迁徙岁月中,客家人养成了一种开拓进取、不畏强暴的     

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

眼下所有关于李大钊生平的论著都认为他是在1922年2月开始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活动,然在《救灾恤邻》档案汇刊中却明确记载,李大钊从1921年10月北京俄灾赈济会成立伊始即参加了该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他积极投入赈济俄灾活动,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机会加强与苏俄联系,培养进步青年"走俄国人的路"。     

滔滔江河水——一九三五年长江、黄河大水灾

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经济年报》是这样概括1935年中国灾害形势的：1931年的水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水灾，1934年的旱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旱灾，1935年是把这两个最大的灾荒合流了。……1935年水旱灾荒的双管齐下，竟把这过去的纪录都打破了!     

浅论近代直隶灾荒的社会成因

直隶在近代时期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区。本文试图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植被的破坏、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探讨一下晚清直隶灾荒的成因。其灾荒频仍,与近代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以及灾荒救助体制的陈旧腐败不无关系。     

浅析晚清灾荒救助的措施

中国古代的救灾措施在清代逐渐完善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措施.到晚清时,由于经济衰退、外敌入侵、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难民的存在,清政府实施了一些救助措施如蠲缓、放赈、养恤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但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朽,这些救灾措施也逐渐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该书编者于2006年8月14日写的该书《后记》中介绍说：“一年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举行，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海内外中国灾荒史研究领域的诸多先驱及中青年学者近五十余人共聚一堂，相互切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     

隋唐时期减灾政策与救荒制度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灾荒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由灾前预防、减灾抗灾和救灾救荒组成的减灾救荒体系此时更加系统